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的政府已大力支持工业发展，若现时香港才订立工业政策会否为时已晚?刘展灏承认，“确是迟了些，但好过永远追不到”。“香港没有工业政策，等于让半臂同人打，但仍能有16项产品做到全球三甲，只要对这些领先行业多加扶持，加上香港有庞大的内销市场做腹地，要追上亦非难事，说不定还能培养出下一家三星。”

现时港府并非没有支援工业的措施，但不少港商认为，支援措施分散于不同部门和机构，欠统一及长远规划，“香港各种资助超过十多个，有时连业界都不知道如何去申请?”因此，港商希望政府成立专责局统筹工业发展，解决支援措施零散的问题。【详情】

调研行业实况至关重要

俗语有云：“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因此香港要成功发展工业，必须知己知彼，应先行调研香港工业的实况，并参考外国在推动工业政策时有何可借镜之处。香港付货人委员会主席林宣武表示，以往港府每5年便会调研香港的製造业的情况，但最近一次调研已是15年前，因此港府若决定订立工业政策，应先做好各项调研工作，了解香港工业强弱之处，再提出振兴工业的方法，才事半功倍。【详情】

香港回归前，港府一直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回归后，因应业界迫切要求，政府推出了中小企信贷基金、创新及科技基金等支援措施，然而支援措施欠缺统一和全面规划。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刘展灏表示，特首梁振英上任以来，有心为香港工业做一番事业，可是问题卡在立法会上，没完没了的政治内耗，令人有志难伸。

刘展灏坦言，以目前政治气氛而言，不要说推动工业政策，政府想做任何事都寸步难行。即使政府决心订立工业政策，难免要向业界提供资金支援，当呈上立法会申请拨款时，肯定会受到一些人阻挠，甚至会被人乱扣帽子，指责是“利益输送、官商勾结”等，大大增加了政府订立工业政策的难度。【详情】

借鉴星韩台经验港工业可提振

新加坡大刀阔斧推行工业和科技政策，不仅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同时也把当地生物医学、信息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韩国则挥舞着“三星”这面旗帜，震撼全球;台湾在巩固轻工业上不吝投入，为掌握生产链中的“关键技术”，打造被誉为“台湾硅谷”的新竹科学园。仅在亚洲，本港要提振工业的学习榜样着实不少。【详情】

事实上，前两届政府也曾思考过以政府力量，扶持除支柱产业外的，有科技含量及高增值的行业。然而，从首任特首董建华的“数码港”、“中药港”，到前任特首曾荫权的“六大优势产业”，政府都显得有心无力，落实乏善可陈。

为避免重蹈覆辙，苏锦梁重申，行政长官今年初成立“经济发展委员会”，高层次、跨部门、跨界别地研究如何用好香港固有的优厚条件，和国家给香港的机遇;研究扩阔经济基础，检视有助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行业，从而制定全面的产业政策。他表示，该委员会及其辖下的工作小组已全面开展工作，深信能为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当中也会适当参考其他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以协助政府制定全面的产业政策及促进长远发展的整体策略。

另一方面，行政长官和财政司司长分别在《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中明确提出要扶持的文化及创意产业，这也正可为企业树立形象、建立品牌提供必要支持。苏锦梁指，在2011年，本地企业用于广告方面的支出超过350亿元，比前一年上升16%，可见港企愈发注重打造品牌。这反过来又推动本地文化及创意产业持续畅旺。【详情】

即使港府还未针对高科技产业充分发力，大众也仍未对本港科技给予应有的关注，但据福布斯科技频道早前的一项研究，香港出乎意料地被列为未来“值得关注的世界四大新兴科技之都”之榜首。香港科学园副总裁杨孟璋对本报分析称，美国硅谷之所以成功，因她不仅有著名院校支援，更建立起全球网络，广泛吸纳好的公司和项目;同样，香港有多所研究能力出色的大学，又作为“自由港”面向内地、亚洲乃至全球市场，成为世界性的“科技之都”，“我相信香港绝对有这个能力”。

不过，该研究文章声明，此排名强调的是四座城市在发展为全球顶尖科技中心之路上，充满希望。换句话说，若香港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层面做得不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与那个极有可能实现的目标仍可能失之交臂。【详情】

“香港在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方面很强，但过去我们的IT产业却没有做起来。”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逾十载的杨强，去年起担任华为旗下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他感慨，“我看着我一届一届的博士毕业生最后都离开香港，去美国加入Facebook、Google，或者去深圳加盟百度、腾讯，也有去新加坡、澳洲的，唯独最终能留在香港的很少。”要改变现状，他认为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和教育者，杨强慨叹，“香港优质的教学资源把这些学生培养出来，但最后他们却没有为香港作贡献，是很遗憾的事。如何把这些优秀的人才留下来，值得深思。”他了解到，很多学生并非不愿留在香港，“他们很想留下来，这里各方面条件好，离家又近，不少外国学生也喜欢这儿。但因在香港做IT最理想的归宿是任教或去银行做系统支持工作，研究方面的工作太少，没地方可去，才被迫离开。”【详情】

作为不愁吃穿、在国外接受良好教育的“厂二代”们(泛指新一代接班人)，要接受父辈创建的事业着实不易。做得好，更多归功于父辈，做得不好，毁誉之声随即涌来。前工总主席孙启烈之子孙荣聪对本报坦言：“我们背负的压力较一般人大很多。”但凭对工业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浓厚的感情，他们怀揣雄心壮志，一改守业的拘谨态度，以再创业的开拓精神，力求透过技术升级和打造品牌来闯出一番新天地。

香港工业正在变化中谋发展，一方面转型升级、发展品牌，使产品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在培养第二、三代进入管理层，冀结合年轻一代的创新思维，来开拓不断变化的市场。与酒店用品生产商建乐士董事总经理孙荣聪一样，回家继承父业的飞腾表业品牌经理刘燊涛强调，工业不是“工厂”和“骯脏”的代名词，他直指时下年轻人对工业理解有误，认为工业也可现代化，并不是“拿着一台机器打磨”才算工业。【详情】

香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金融风暴、欧债危机、美国经济低迷等都带来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厂二代纷纷将目光投向内地市场。他们表示，受惠于内地庞大市场和地缘优势，内销大有可为。然而，在开拓内地市场过程中，他们又面对不熟内地政策、品牌众多、拖欠货款等困难。

内地市场商机无限，但对不熟情况的港商来说，挑战亦大。刘燊涛称，内地市场大，品牌众多，港货在品质上虽有优势，但价钱相对较高。此外，在商场铺位上，也经常被“迫迁”，他忆述，“近年外国产品赚钱，不少港货被迫从一楼搬去二楼，二楼搬去三楼，几个月就搬一次，每次装修，成本很高”。【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