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批示就是“最高指示”。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立即转化成各级党政部门的行动。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按此思路，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设立了卫生室，构建了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

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组织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这种情况，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详细]

“赤脚医生”们的身份还是农民，就生活在农村，靠挣工分（补贴也是以工分形式出现）生活，因此农民们养得起。他们就是本村人，与当地农民血肉相连；即使是知青担任“赤脚医生”，也是村里的人，因而农民用得动。他们手中没有很好的医疗设备，都只背着一个装有简单医疗器具和药品的医药箱，农民们生了病，随叫随到，不分时间地点天气。没有病人时，他们就下地干活。“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是“赤脚医生”的生动写照。
        活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五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详细]

赤脚医生常常就拎着一个装有几片普通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和一个听诊器的药箱，走村串户给人看病。尽管他们无法治疗什么大病，但通过一些简单的科学治疗和土法医疗，他们仍能治好一些疑难病症，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被认为是农村人生命的守护者。
        杨念群在解释乡村医生面对的医患关系时说：“中国乡村中传统的‘医患关系’表现为治疗过程的‘拟家庭化’，就是说，整个诊疗过程应该是在一种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医生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病情，病家的参与和与之互动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治愈疾病本身，甚至有可能占据更大的比重。”
        人情的回报比利益的回报更重要，因此，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重，医生在村里的地位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那时候，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觉得是很荣耀的。这样的尊敬并非敬畏，是一种值得托付的信赖。[详细]

许多人对赤脚医生的认知是：“赤脚医生两件宝，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找。”在有关赤脚医生的文艺作品里，赤脚医生确是这样的形象，但这些作品因为时代的关系，很多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与真实的情况相去甚远。实际上，赤脚医生主要职责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消灭传染疾病。除此之外，赤脚医生在其他方面的作用显然被夸大了。
        至于大力宣传针灸与中草药，是因为稀缺而昂贵的西药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针灸与中草药成本低，不需要花多少钱，但治疗效果算不得好，很多小病其实是自愈的，而中草药之类只是起到安慰剂的作用。实际上，根据方小平先生的研究，很多农民并不买中草药的账。浙江富阳勤功大队在推广使用中草药时，有的社员说：“草药能够治好病，天下没有死的人。”有的说：“猪草怎么能医治人的病呢?”有的社员则干脆把从大队合作医疗站配来的中草药一包包地抛在路边，社员“不进医院不安心，不打针不放心，不吃西药不放心”。[详细]

毛泽东在“六二六”指示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贯彻最高指示的结果，是赤脚医生最多培训半年就上岗，对于慢性病和大病基本上是无能为力。

生产队干部从政治思想好的贫下中农子女里选出赤脚医生，多数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然后送到公社卫生院或是县人民医院进行短期培训，长则培训半年，短则只有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生产队上岗，一般只能应付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和小病。因此，王彬彬认为，现在有些人对“文革”时期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唱赞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脚医生”本身是农民，只懂得一点非常皮毛的医学知识。他们往往是从泥田里上来，背起药箱就去给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够做严格的统计，“文革”期间“赤脚医生”治坏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详细]

“赤脚医生”是和“合作医疗”共存共荣血脉相连的一种职业。无可回避的是，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合作医疗”制度确是以类似于发动政治运动的形式才得以全面铺开的。“合作医疗”渐趋瓦解的原因，有中国农村改革风潮的冲击，还有其自身内部的问题。在山东农村当过生产队长的董金清觉得“合作医疗”就是“吃药不拿钱”，如果一般药治不好，要送医院，就要动用“合作医疗”一大笔钱，那就得看哪个社员与村干部的“关系”好。
    “那些年合作医疗是大队里拿上一部分钱，咱老百姓去拿个安乃近啥的不要钱，要是拿个四环素什么的就得拿钱，要是有大病就上医院报销。社员拿这个合作医疗费，俺也拿了好几年，可你得分是谁病了，能和支部书记说着话的，病了住院，他给你写个条子，那你就能拿着条子报销。但是一般社员可找不着书记，就不拿了，反正拿上也是白拿。”他还举了个例子：“俺后邻病了，上医院去，医院里跟他说，你们还有合作医疗费呢，你去找你们支部书记写个条子，来这就中。他可没找动，那些钱都让当官的拿走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