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不久前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直接关系我国几亿农民的健康和利益，是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国家将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明年将试点的县(市、区)由目前占全国的21%扩大到40%左右，中央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在原有每人每年1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元，并将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市辖区和东部地区部分参加试点的困难县(市)，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地方财政要相应增加补助，不提高农民的缴费标准。
改革以来，广大农民不得不面临水平不高却基本满足基础医疗服务的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网底”破掉的现实，一些农村患者只能通过媒体以“苦新闻”形式向社会求救，“小病扛，大病等”的严峻现实相当普遍。
当“赤脚医生”一词淡出人们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村医”作为阻挡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有着怎样的功效。
偏远山区婴儿出生死亡率超标
中国卫生部发出的通报表明，2003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9.9‰，其中城市为14.8‰，农村为33.4‰；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5.5‰，其中城市为11.3‰，农村为28.7‰，而在贵州省边远的黄岗村，死亡率最高的2001年达到60.53%，2003年为40.63%。
今年六月，《南风窗》杂志发表了记者黎光寿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2001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黄岗村的婴儿死亡率高达60.53%，而该比率在发达国家平均为5‰，中国2001年为16.95‰。也就是说，黎平县的婴儿死亡率是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0多倍，是我国平均值的36倍左右。
黄岗村所在的双江乡计生站2004年3月28日上报给黎平县政府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0年，黄岗村共有初生婴儿32人，死亡18人，初生婴儿死亡率高达56.25%。2001年，初生婴儿38人，死亡23人，死亡率高达60.53%。2002年，初生婴儿23人，死亡12人，死亡率达52.17%，当年出生的孩子的缺陷率高达43.48%。2003年，初生婴儿32人，死亡13人，死亡率达40.63%。
5月11日，中国卫生部发出的通报表明，2003年全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9.9‰，其中城市为14.8‰，农村为33.4‰；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5.5‰，其中城市为11.3‰，农村为28.7‰。黄岗村的这些指标全都远远高于全国水平。
关于为何此地婴儿有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官方和民间都有自己的说法，但是，今年1月28日刚刚失去了1岁幼子的村民吴肯对记者说：“肯定地说，村里的医疗条件不好，不会对症下药是一个问题，我爷爷和妈妈死去之前，也是生病，结果也是请医生来，一打针就死了。他们用的药有的过期了，也还在用，我跟医生买过奶粉，就是过期的。”
没钱可贴村医纷纷流失
村医每月补贴才50元。实行合医不合药以后，开始向村民收药费，治疗费不收。但合医不合药以后，来的人不少，钱却收不上来，只有卫生员自己贴。例如，黄岗村民贫困面比较大，来看病赊欠的较多，结果很多正常的药费收不上来。3年下来吴国先已经倒贴了3000多元。吴国先告诉记者，2005年不再做赤脚医生了，他已经没有钱可以贴了。
黎平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没有足够支撑全县的工商企业，县财政支援能力有限。县财政除了给予每个村一个卫生员每月50元的补贴外，对村级卫生事业没有直接投入，黄岗村卫生室的投入主要靠帮扶单位县妇幼保健院的支持和村民自筹。
和很多西部的农村一样，黄岗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已经陷入困境。双江乡医院院长彭胜华告诉《南风窗》记者，现在农村医疗卫生方面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首先就是人才培养困难，“我们这个地方经济很困难，现在卫校每年招生，有3年制的，也有5年制的，平均一年都要一万多元，我们农村人没有钱读。你看到的两个赤脚医生吴国先和吴显芝，还是有了爱德基金会的资助才去读的。”
卫生员报酬微薄，彭胜华说：“国家给我们每个卫生员每个月补助50元，我们双江乡一共有17个村，但是却只给了我们14个名额，每月补助总额为700元，每个村都有一个卫生员，结果17 个人一分下来，每个人每个月只合40元。他们靠看病维持不了生存，出诊费也收不上来，进药的利润空间也只有14%到15%，加上村里很穷，大村平均一个月也只能够卖2000元的药，小村只有几百元。”
吴国先开始做赤脚医生的时候，黄岗村还在执行合作医疗，看病虽然家里没有什么收入，但至少不会倒贴钱。但村两委的行政支撑在2000年走到了尽头：合作医疗实行改革，将过去的“合医合药”模式改为“合医不合药”，也就是说，上级财政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赤脚医生不收治疗费用，但村民看病需要自己掏钱买药，相应地，村民每年上交村委会的合作医疗费用被取消。
实行合医不合药以后，开始向村民收药费，治疗费不收。但合医不合药以后，来的人不少，钱却收不上来，只有他们自己贴。更为严重的是，黄岗村村民贫困面比较大，来看病赊欠的较多，结果很多正常的药费收不上来。三年下来吴国先已经倒贴了3000多元。吴国先告诉记者，2005年不再做赤脚医生了，他已经没有钱可以贴了。据记者了解，原来的四个赤脚医生中，有两个已经放弃了医生这个职业，到广东打工去了。2005年，当吴国先放弃做赤脚医生之后，黄岗村就只有吴显芝一人给村民看病了。
广西马山县地方卫生局的官员对爱德基金会的人说,本来村里还有赤脚医生,1994年至1995年,有本事的城里医生是“孔雀东南飞”,有本事的村医就“麻雀东南飞”,稍微能看点病的赤脚医生都跑到广东去了,每月能挣1000多元。
黎平县计划生育局局长吴应琦告诉记者，像黄岗村这样贫困的村，要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农村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老百姓没有钱，医生看病治病，做得越多就越没有钱，这是一个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