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项目一度火爆
贵州90%以上的村落都没有经过培训的乡村医生；而在甘肃，由于非常贫困，文化程度低一点的人，考不上卫校，而考上卫校的人也没钱上；而国家又派不出卫校毕业生到村一级医疗院服务……这些造成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
资助吴国先和吴显芝的爱德基金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曾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奖牌，基金会秘书长邱仲辉先生是江苏省政协委员。11月9日是爱德基金会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现任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李恩临女士介绍，村医项目是1989年爱德基金会的主管部门向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的背景是青海省孕产妇的死亡率很高，一个孕产妇难产，要在马背上骑上三天三夜，才能到达一个乡卫生院，而那里又没有专门培训过的妇产科大夫，因此，难产的孕妇即使经过几天马背上的奔波到了这里，也只能还是“听天由命”，自己和孩子的生命还是没有保障。
爱德基金会很快开办了第一期“青海省妇产科医生培训班”，把那些需要培训的医生，安排到南京进行培训。李恩临在给学员报销路费时发现，这些学员的车票，从出家门开始到最后到达南京的日子，时间跨度竟达一个多月；他们从村到乡、县，要经过步行、骑马、乘拖拉机、搭长途车等，一般到达省会时，已经过了大半个月；再乘火车或飞机到达南京时，都经过个把月了……在南京培训一年后，这些人全部成为县城医院的骨干和妇科主任。
爱德很快就发现，乡镇卫生院普遍缺乏接受过正规培训的医生，于是便开始一个省一个省地搞调查，平均三四天跑一个省，最后共选出了中西部6个省做试点。他们了解到：贵州90%以上的村落都没有经过培训的乡村医生；而在甘肃，由于非常贫困，文化程度低一点的人，考不上卫校，而考上卫校的人也没钱上；而国家又派不出卫校毕业生到村一级医疗院服务……这些造成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
于是爱德基金会开始设计，为这6个省每个省每期培训100个乡村医生，采取与当地卫校合作的方式；由卫校为他们这些学员提供食宿、教师和教室；由省卫生厅提供政策支持（一年制颁发结业证书和到其本村行医的许可证明，俗称“地方粮票”）；由爱德基金会提供全部学费；第一期共培训了600名乡村医生。到第二期报名时，村里乡里知道的人，全背着书包来报名，并强烈要求扩大名额，最后根据需要他们增加到每省每期200名，此后年年递增。据统计，从1989年到2004年，共有约近2.5万名来自甘肃、宁夏、青海、贵州、内蒙古、广西、海南的学员，参加了爱德基金会的村医项目培训，学成后回到村中做了一名村医。
然而，李恩临没想到，西部几省“爱德村医项目”未实施几年，国家有关政策就发生了变化，一度火爆的村医项目面临严峻考验。
统计水分、政策变化卡住村医项目
1990年，公开的统计数字，西南某省98%以上的村子都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乡村医生；但仅仅过了约10年，该省官方的统计数字则倒过来称：90%以上的村子都有了乡村医生，“而这和我们在下面掌握的实际情况相距很远。”李恩临强调。
不久前，李恩临看到了某省卫生厅的调查报告：说该省目前村村有卫生站、村村有村医……“我很纳闷，这么多年来那里从没有过国家的专门村医的培训，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从数字上看，90%以上的村子有村医培训的需求。到底是否还需不需要村医培训呢？甘肃省认为，在他们省，至少还有100个至200个村的需求。”
两相对照：1990年，公开的统计数字，西南某省98%以上的村子都没有经过正规培训的乡
村医生；但仅仅过了约10年，该省官方的统计数字则倒过来称：90%以上的村子都有了乡村医生，“而这和我们在下面掌握的实际情况相距很远”，李恩临强调，其实真实的统计数字非常重要，因为爱德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国际组织的善款，许多不合实际的官方统计数字对他们争取资金支持非常不利，“当我们再为村医项目争取国际资金支持时，人家拿出我们一些省份医疗主管部门的官方统计数字来证实在当地根本不需要村医培训了；因为各村都已有了合格的村医。”
李恩临认为造成这种不实统计数字的原因，是国家对实现乡村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曾做出过承诺，有关方面也有相应的硬指标考察数字，因此一些分管医疗的官员，就不愿自己辖区的数字达不到要求。
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中专卫校逐步要取消；当医生一定要大专以上学历。对此，李恩临说，其实这个标准，近期在西部根本达不到。
其实在90年代中期就有人提出，卫生部门有动向，对农村医生的要求与标准会提高，要达到中专水平。爱德基金会当时主管村医项目的副秘书长顾先生说，中专就需要三年的专业培训，而爱德的村医培训只有一年，且没有中专文凭。其实，三年固然好，但医学院一般第一年多讲医学基础理论，对村医根本不适用，而专门为农村医生如何培训一直没有统一教材。他们便把卫生部委托沈阳医科大学的教材浓缩，以农村地方病常见病为讲课重点，尽量用变通的方法纳入教材里，并且把村医培训从一年扩展到一年半。这是参加省卫生厅医政处负责人会议人员的集体反映：不能单纯追求学历教育。大家说，高指标当然好,但当达不到时,该怎么办?
谁知，后来，有关方面对此工作要求越来越严,现在面临的尴尬处境是要么你就住楼房,否则,你就不能存在,反正,不许住茅草房。但下面老百姓想的却是“有总比没有好”。
他们在湖南做的调查显示，贫困地区一年人均收入才六七百元，四口之家也就4000元。如果一人得病花5000元治病，一家就不用吃饭了。看盲肠炎就得三千多元钱。因病导致贫困与已经脱贫又因病返贫的大有人在。他们提出,挑选村医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就地培训,只有如此，医生才能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城里人根本不愿下去,即使下去也留不住，没有本事的还用不上。目前，他们在湖南湘西新化县、龙山县、永顺县,这几个国家级的贫困县与少数民族县里,继续做村医项目；因为他们确实与有关部门商讨后，证实了还有村医的需求。于是双方共同协商，采取变通的方式,一年培训，县里发行医证,能在村里合法行医；他们已报请省卫生厅同意并批复这种“地方粮票”的做法。
其实，一年的教学已经初步能够胜任在村子里的基本医疗服务。在这三个县,按每人两千元标准，爱德共投入20万元；为每个县培育了100名村医；按每村两个人计算，至少能满足和解决60或70个村子的百姓需求。
顾副秘书长说，民间组织因为是为弱势人群服务的，所以总是能从另一个视角、从基层老百姓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发现当我们与有关方面的视角完全一样时,我们的项目就发展；当我们有差别时,做起来就很困难。我们认为现在村医项目还很有需求,但有关方面认为已经达标,不需要了,就开始追求高学历了。现在我们亟需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开展村医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