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前首席顾问刘兆佳，最近成为新成立的、会址设在北京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他一篇题为《思考香港政治须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的文章，发表在《港澳研究》创刊号上。
从“全国港澳研究会”的成立到《港澳研究》专刊的出版，显示在内地学术界中，一股关注和研究香港问题的热潮正在兴起，而且将会随?二○一七普选特首的临近而逐步升温。部分香港学者和评论界人士将会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因为在本港，回归后大小政党、团体相继成立，民间智库组也如雨后春笋，大学相关学系如法律系也不乏专长研究香港的学者，此外传播媒介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论政文章和时事节目也有一定数量的受众，但总的说来，这些言论、意见大多只属即兴式的“应景文章”，讲求新闻时效性而缺乏深度，更谈不上学术性和系统性了。
但香港九七回归以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制订与实施，无论是从歷史、文化、政治以至政治体制上都确实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举与尝试，值得学术界从各个不同方面给予观察和研究，总结一些经验、得出一些启发，从而令到“一国两制”的内容更为充实，且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趋于完善。因此，“全国港澳研究会”的成立及《港澳研究》学术专刊的出版，是一件值得欢迎和重视的事，而且在时间上刚刚正好，早了缺少事实依据、晚了失去研究价值，而眼前普选特首这一重大议题正喷薄而出，正是全面评议“一国两制”和香港政治、社会状况的恰当时刻，甚至可能对普选进程产生正面的引导意义。
像刘兆佳教授发表于创刊号上的文章，从歷史、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剖析了香港存在的独特性，指出一切有关香港的政治研究都必须、而且只能够从香港的独特性出发，二○一七普选特首是“一国两制”下的普选，不能以一般所谓的“普世价值”来量度，同样，港人社会的民主化也不可能照搬西方民主，而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文章最后更指出：“香港的利益和未来只能建筑在‘两制’关系融洽和特区与中央合作的基础上，‘互利共赢’和‘荣辱与共’必然是彼此互动的指导原则。”
无论从事实依据到观点和立论，刘兆佳这篇文章都是有基础、有深度和有见地的，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对这个地方有承担、有感情，又对歷史、对“一国两制”有准确认识的社会学者才能够写出来的文章，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之作，更不是为迎合当前政治需要而拼凑的“任务文章”。眼前，反对派死命纠缠于“公民提名”、“三轨提名”，质疑提名委员会是什么“筛选”以至中央的实质任命权力，完全不提回归前的殖民管治歷史、完全不提港人社会因种种歷史和现实原因而造成的一定独特性，包括对自由、稳定和法治的追求，彷彿普选突然从天而降、可以天马行空，实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浅之见而已。
类似刘兆佳教授这样的文章，对内地学者以至有关当局了解港人社会的真实情况和想法，是大有帮助的；同样，港人社会又何尝不需要多聆听、尊重包括本港和内地学者专家在内的学术探讨和真知灼见，而只是任由攻击政府、辱骂特首的什么“路姆西”之类噪音充斥于耳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