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廼强
转眼间，斯诺登事件过去已将近一年。去年这个时候，他放弃了在美国的前途和工作、家庭及恋人，冒着被捕入狱甚至更悲惨的风险，把美国政府的重要文件带到香港，揭发了美政府非法获取全球各国个人和机构信息的恶行。自此以后，有关美国政府有组织侵犯网络隐私的指控不再只是阴谋论，得而有了实实在在的证据作支持。斯诺登的英雄行为，把美国政府的伪善的双重标准彻底暴露，让全球人民有了警惕，在“反恐”和“国家安全”动辄成为美国藉口实施暴力的今天，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
“网络窃密”被揭以后，美国自知理亏，收敛了一阵子。但斯诺登事件一周年将近之时，美国司法部竟然“哪壶不开提哪壶”，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人。美方提出的31项控罪之一，赫然包括“窃取贸易机密”等，正正就是美国使用的惯常伎俩。上世纪9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为了支援美国与日本展开的贸易谈判，就在日本谈判代表乘坐的汽车之上安装了窃听装置。2001年，欧洲议会的特别委员更证明美国情报机构多次“窃取贸易机密”帮助波音等大公司，让它们与其他国家企业竞争时获得不正当的优势。至于华为被美国信息监控，更是不争的事实。这次美国起诉我国军方，指控的逻辑正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再一回让我们看到它霸权思维下的狰狞嘴脸。
在一年前的斯诺登事件中，香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对于自己为何能有这个荣幸，大部分香港人其实也不甚了了。数天前，《南华早报》访问了率先报道斯诺登泄密事件的英国《卫报》记者Glenn Greenwald，内容重点是斯诺登为何选择香港作为藏身之所。Greenwald认为斯诺登心思细密，挑香港是因为香港有言论自由，又有胆识向美国说不，云云；整篇访问稿，竟然没有提到中国两个字。
港人总把“主权”“人权”对立
在Greenwald的描述之中，香港异常地独立和强大，即使大国如美国，对香港也无可奈何。这样的观点，自然让香港的“病态本土主义者”非常受落。但作为以区域视野和尖锐观点见称的老牌大报，《南华早报》这样的处理，对读者来说有非常大的误导性。
香港之所以能够抵挡美国压力，让斯诺登离开，背后有着中央政府的因素。正因为香港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中国的一部分，斯诺登才判断它在美国面前还能挺直腰骨。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猜测，香港政府对于斯诺登事件的处理，由于牵涉属于中央管辖的“外交”部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全程都有参与。至于斯诺登为何不直接从美国飞去北京（或莫斯科），其中一个考虑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没有对美国公民提供免签证优惠，而斯诺登因为身份特殊，申请签证的话有被美国发现和扣留的风险。这样的类似分析观点，当时在媒体上比比皆是，并不是我的原创。
把香港问题视为“纯粹的本地问题”，完全忽视国家和国际因素，已经成为了香港媒体和知识界的通病。在充斥着“国际关系”专家，号称拥有高超“国际视野”的香港，这样的盲点更显得刺眼。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港人往往把“主权”和“人权”对立起来，认为“人权”的保障只能建基于“主权”的消退之上。可是，斯诺登在香港的“人权”受到保障，却并不是因为香港独立于中国的“主权”之外。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中国有独立完整的“主权”，港人和斯诺登才能在“外侮”面前拥有“人权”。
我们考察本地政治问题时，也必须透过中美关系的视角思考。这样的观点，不是我们爱国爱港人士的阴谋论，李柱铭等亦心知肚明。李被称“汉奸”，并非空穴来风。港人一谈政改，他和陈方安生马上跑去美国和副总统拜登见面，还在国外到处演讲，批评英美对港问题管得不够，没有履行它们“应尽的责任”。
反对派当务之急是认清形势
李柱铭和陈方安生知道美国是关键，只是对了一半，错误之处是他们过分高估了中美关系中香港的角色。中美现在的博弈布局，看的是整个亚洲，香港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对中国来说，香港这环节关乎祖国统一、民族尊严，是重中之重；对美国来说，香港却不过是一个棋子，地位可能还不如菲律宾，并非不能牺牲放弃。这样比一比，结局已经非常清楚。
香港问题，和中国在亚洲区域内面对的领土争议等问题，在中美博弈的全局视角底下，有着明显的共性。单独解决不了的问题，整体地看往往就能迎刃而解。最近我国于南海架设第一个油气平台，和越南对峙，往后发展至越南排华，并以局面失控，越南政府丢脸道歉告终。中国政府捍卫核心利益的态度转趋硬朗，并策略性地单点突破，预示着区域局势可能会急速发生变化。如果南海的问题能顺利解决，我国就能腾出手来处理东海问题。这些问题都处理完以后，解决香港问题也就自然水到渠成。
在这个大局之中，香港的反对派当务之急就是清楚认识形势。如果他们还以国家利益为重，自然知道什么是轻重缓急。只要他们愿意站在祖国和广大群众一边，自然就是“爱国爱港”，符合成为未来特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