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史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或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同1912年“中华民国”取代大清帝国一样，是中国国家内部的政权更迭，也有人称之为朝代更替或政府更迭，并非领土与主权的再造，更不是分裂为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支持下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中国政府，这个“新中国”虽然不再沿用“中华民国”国号，改而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以革命的手段实现中央政府更迭和国号变更，从新中国政府的宪法规定来看，国家的领土、人民、主权指涉范围仍然完全重迭。
由于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这种政权更迭并不完全彻底，结果造成了至今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权在敌对和竞争中并存的政治残局。两岸双方的敌对关系在法理上尚未结束，因而两岸之间处于“零和”的敌对或对立状态。根据刘国深提出的“国家球体理论”，海峡两岸两个对立中的政权在中国国内仍然处于竞争状态，在目前国际政治现实中，两者以背靠背的空间与场合代表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体两面”关系，但并不存在“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①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中华民国”政权并非“国与国”关系，而是同一国家内部两个大小实力悬殊的对立政权关系。因此，在海峡两岸之间，不存在“国与国”的问题，也不适合讨论“主权”问题，实际上是政权关系问题。
第二，认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就曾多次表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不需要再讲台独”。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台湾的民主化与本土化进程造成了两岸关系的结构性改变，使台湾成为了具有“国家性”的政治实体甚至“主权独立的国家”。②
长期以来，国民党当局与台湾社会间一直处于紧张关系，社会民主化诉求不断高涨，所谓“法统”对于其政权“合法性”的解释力基本流失。为缓和这种紧张，李登辉执政后终止了“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单方面放弃与大陆争夺中国“正统”，不再视大陆为“叛乱团体”。“台独”论者普遍认为两岸因此发生“结构性改变”，在宪法法理上“一分为二”。③其后通过领导人直选与政党轮替，台湾方面的“民主化”进程完成了对“中华民国”政权“合法性”的重新阐释，不再依赖两蒋时期的“法统”想像转而依靠所谓的“人民主权”。④“人民主权”是政治学中普遍接受的概念，其问题在于“人民”的边界被“台独”论述所重新划分，人为地将其限缩为两千三百万台湾住民，从而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
从法理上看，90年代以来的台湾七次“修宪”的法源都来自“一中宪法”的授权，台湾方面所坚持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于“人民、领土、主权”的认定并未发生改变。“苏贞昌们”往往故意“忘记”这样的法理规定性。无论两蒋时代、解严后的李登辉、陈水扁时代，还是马英九时代，台湾方面都在法制层面或是公开声明中直接或间接地确认了“一个中国”。⑤国际法中，任何政府或政权都只可能被承认其自身所主张的部分，因此台湾方面的主张不可能推导出“台湾已经独立”的结论。而从深层结构来看，在两岸政治对立尚未结束的状态下，台湾方面的“民主化”实际上是地区性的政治游戏规则改变，改变不了两岸之间的人民和领土关系。因此，台湾地区公权力部门与领导人的选举产生同样基于一中框架，这一点作为客观事实不因台湾内部某些政治人物提出的“台独”论述而改变。
综言之，在台湾，受到国际和两岸政治现实的限制，以及90年代以来错误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岛内有些人既难以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的中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也难以放弃“中华民国”(或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立场。⑥在此情况下，台湾方面的政治论述往往会将抽象政治符号与具体概念混为一谈，曲解“一中原则”。岛内有舆论就认为，为了两岸的和平发展，大陆方面就应当承认并接受“中华民国”；而“一个中国”则应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之外的“第三国”。(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