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确实似将8%设为增长底线，理由可能是综合性的。但有一点肯定是最重要的考量——庞大的人口要求对新增就业岗位的压力。但就在2012年，根据统计，中国劳动年龄总人口开始出现下降，加上几年前就发生并不断扩散的“用工荒”，大多数专家和分析人士都相信，中国已经不知不觉地越过了刘易斯拐点。财长楼继伟在不久前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就指出：“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如果按GDP算，没有去年高。但是我们新增的就业比去年还多。”在这种影响深远的变化下，还将8%视为不可逾越的最后底线，显然是刻舟求剑的想法。
其实，外国人现在比中国人更希望中国再推出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中国需求”直接造就了巴西、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资源出口国的超级繁荣期，拉动了德国等设备出口国摆脱地区衰退。现在世界多数地区经济形式仍迟迟得不到好转，中国却又主动放慢脚步。对我们自己来说影响还属可控，但对许多贸易伙伴来说，却是雪上加霜了。他们都是很愿意看到中国打断调整，再次强行提高增速，正好拉他们一把。现下唱衰论者里，意在围魏救赵的就恐怕不在少数。
不过还是引用楼财长的话：“其他的财长们都很担心，也很期望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能增长得再快一点。我告诉他们，你们别想。……你们自己的功课要自己去完成。”
不管是保八还是保七，甚至更小的数字，短期的增长率其实并不怎么重要。历史经验证明，用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较低增长，换取到成功调整产业结构，理顺财政金融体系，从而保持和加强经济增长的长期潜能，那是极为合算的交换。上世纪90年代的主动调整，为本世纪前十年的超常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再次复制这一段历史，那么在新一轮的经济大周期结束时，也许就能够看到几代国人梦寐以求的实现祖国复兴的伟业。
注释：
克鲁格曼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的说法，正是来源于他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对于亚洲经济发展模式的批评。尽管此文首次发表是在1994年，收录它的《流行的国际主义》出版于1996年，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但与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克鲁格曼在写作时，其实根本没有预想到亚洲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厘清这一点非常简单，只要查阅一遍原文就可以发现。他不仅没有提及东亚经济体在短期内遭遇经济危机的任何可能，反而明确说明，这种情况在“下个10年或更长时间里，只有发生灾难性的政治动乱时才可能出现”。更不用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也与他认为的东亚经济模式缺陷没有多少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