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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峰:中国崩溃的时间又得推迟了

自从美国城市底特律正式宣布破产以来,在由诸多主流媒体塑造的世界里,它似乎已变成了一个中国城市。在这些媒体的描述中,读者会毫不费力地发现,按照各家分析机构和经济学家们的断言:底特律的破产证明了中国经济崩溃“终于”就在眼前了。虽然说中国崩溃论年年有月月新,但最近这一波大合唱绝对是近几年声部最高的。

  不作死就不会有债务危机

  地方债务又是近期炒作“中国经济要崩盘”的另一个主要热点。但无论是从规模,还是结构来看,地方债与其说是单纯的债务问题,倒不如说是财政收入分配和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事权责任太重,而相对财政收入不足,国内金融系统中政策性银行又实际缺位引发的矛盾。各地要快速发展,就不得不依赖于利用融资平台等手段向市场大量举债。

  全国地方债的总规模一直众说纷纭,近日国家也正在布置审计署再次全面复查摸底。而根据2012年11月到2013年2月,国家审计署对于36个地方政府(15个省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3个直辖市及其所属的3个市辖区)的审计报告,截至2012年底它们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将近4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一般估计在10万亿左右。也有人声称,如果按照最广泛的定义,将各种隐性和或有债务也全部计算在内,除中央政府之外的政府性债务总额,最高可能达到20万亿的规模。但即使按这个数字计算,也只相当于GDP的40%左右。

  GDP40%的债务不大吗?当然很大。但是中国国债比例很低,仅在GDP20%以下。即使出现中央政府不得不负担全部地方债的最极端状况(实际完全不可能发生),国债比例仍然低于公认的60%安全线,并远远低于其它所有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例如,被认为财政健康、偿债能力充足的德国,仅狭义国债(只包括中央政府的直接债务)就超过GDP的80%。如果说当今世界上,哪国财政的“储备弹药”最足、发债空间最大,仍然是中国自认第二,就没人能认第一。

  更重要的是,债务是有“好坏”之分的,而且区别极大。中国大部分的地方债,并不是如西方重债国那样寅吃卯粮,被用于维持眼下运作的开支。而是被作为资本,投入到完善基础设施、扶持产业发展等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项目之中去了。这些项目大多要么有资产有抵押,要么另持有债权。只要投入运营后,不出现意外情况,都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自己还本付息。真正需要公共财政代为偿还的净债务,其实只会是现有总额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小的一部分,完全在可负担的范围之内。

  制造出地方债危机的真正风险,也是最可能发生的意外,是中国在唱衰论下自乱阵脚,为减债而减债,过度仓促地“去杠杆化”。由于缺少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地方债极为依赖于商业银行的中短期融资。如果金融紧缩得太快,资金链就很容易发生断裂,让建设到一半的项目停摆或者烂尾。那么,原来完全没有问题的债务也会变成呆账、死账,成为烫手的山芋。这种“自我休克”疗法是欧美机构一向喜欢推荐给别人的,每次都把“病人”整得丢了二魂三魄。以史为鉴,对这贴虎狼药实在是必须小心再小心,提防再提防。

  保八还是保七,都不如保住长期潜能

  “中国遇上大麻烦”的终极证据,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终于跌到了8%以下。无数唱衰者拿着这条消息简直亢奋不已,似乎低于这个神奇的8%后,中国经济就会在连锁反应下大溃决了。但是,理由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包括与中国条件类似的新兴经济体,年增长率能超过4%,就会被称为增长强劲、形势大好,唯独中国翻个倍却还会崩盘?世界上哪种经济理论和常识逻辑能推出这种结果?

  • 责任编辑: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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