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远远不是这位“经济预测大师”唯一一次大错特错的预测了。事实上，克鲁格曼在经济贸易理论和写作上的功力确实深厚，但由于立场先行的癖好，他一对具体经济事务进行预测，成绩就惨不忍睹。2008年经济危机后不久，作为奥巴马政府财经政策的拥趸，他曾预测2011年美国经济就能全面复苏，结果不用多说。甚至他在公众中最著名的光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其实也是虚幻的——与如今流行的说法大相径庭，克鲁格曼实际上从来没有预测到亚洲金融危机（注）。
可能有些刻薄，但从概率上说，被克鲁格曼贴上负面标签，真的完全不值得担忧。
老生常谈的错误估算
这波唱衰论，除了有克鲁格曼这样的知名学者亲自出马，积极附和的机构与人士之众也多年未见。但他们的观点和论证，却都毫无新意。依旧是那些中国经济结构中投资比例太高，而消费比例过低，不具有可持续性；地方债务等积累过多，债务危机已经形成；越过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中国增长潜力耗尽之类的老生常谈。
以上问题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确实或多或少的存在，但是每一个的负面作用都被过度、甚至是极度夸大了。
多年来，唱衰中国论中最经久不息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中国的投资比例过高，而消费比例过低，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所谓美国的消费占GDP的70%，而中国只有35%的说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被到处引用，以向听众证明中国经济处于何等的危险之中。
但如很多经济学家，如复旦研究中心的张军教授、清华经管学院的白重恩教授，前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等人都已研究指出：在经济学基本理论上，根本不存在必须依赖内部高消费，才能促成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概念。实际上，战后成功跨入发达行列的几个东亚经济体，在高速发展期间，也都有投资和消费严重不平衡的现象，中国现在的情况绝非前所未见。相反，事实早就证明高储蓄高投资才是高速发展的不二法门。
同时，这些数据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以2012年为例，依据全国年度统计公报，当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10307亿元，而GDP为519322亿，消费比例即超过了40%。而且在住（租）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由于制度的差异和统计的粗疏，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实际消费被极大的低估了。如果剔除这些因素，中国的消费比例其实已经处于比较合理的区间了。
根据大略测算，中国只要将计算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方式，从现行的折旧法改为西方通行的市场估值法，就可以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多达10%以上。在医疗消费开支上，美国是17%，中国是5%，相差了三倍多。如果在教育、铁路、电力等社会基础设施上，也以“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按市场订价，再提高几个百分点消费比例同样不是问题。
但是这么做意义又何在呢？难道“均衡”投资和消费比例的办法，就是先告诉民众，他们因为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大幅提高，而“被致富”了，然后让他们为同等品质的医疗、教育以及基础设施服务，支付比原来多得多的费用？这样做就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均衡、稳定、持续的发展？显然，那是荒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