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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为中国呼唤公民企业家

我们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我们被裹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时空条件下。我们只要还不走,还不逃走,对这个地方还寄予希望,要留下来,我们就得去努力建构这条共同底线上,就得努力在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的法律保护、制度保证上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就要在“两个博弈机制”的形成上花心思。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特别希望中国企业家阶层里面,站出另外一种人来,再往前走一步。这不是要求谁,谁也要求不了谁,谁也没资格要求别人做什么,每一个人是要听一听自己的内心,是否还有一种呼唤。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确实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社会转型,沉重而艰难,我们甚至感受到了一种威胁,一种倒行逆施的威胁,这种特殊、沉重、艰难和威胁,在发出一种呼唤。我们要静下来问问自己,是否感应了这个呼唤。

  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不怕慢,尤忌快,不能接受的则是倒行逆施。三十年来,尤其是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以来,中国社会到哪里去,是有了方向性和目标感的。不争论可以接受,体制的、制度的滞后接受了,一党专制、不到半个宪法接受了,但是,绝不要指望这个已经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读什么书,上什么学,在全世界范围内走来做去,选择自己听什么,信什么的人们,还接受逆转,接受只比那个邻居大点儿,这太荒唐了!

  这次我和好几个媒体的记者说了同样的话。我说,这半年来,尤其是四月份以后,我们相当多的一批人,相当层面的一批人,做出了大致相同的判断,而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大概都感觉到了危险。什么危险?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走到今天,仍有可能进入一种倒行逆施的状态。而这种倒行逆施,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遥远。薄熙来和王立军在重庆经营的这些年,已经揭露出来的这点东西,离我们太近了,太丑恶了,太严酷。对我们民营企业家来讲,无论如何都太残酷、太现实了。

  我们仍面对着大量以暴易暴的事实,以暴易暴的倾向,以暴易暴的味道。我们甚至不敢相信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人们,不会再以极端暴力的方式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感觉到这一切还没有最终固化。似乎还在试探,各个方面都在试探,除了试探,也有无序,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失控,人们听到的信息是纷乱的。对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讲,对关注中长期投资的人来讲,认认真真地去思考和品味这半年多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件极为自然的事情。

  呼唤公民企业家

  我们是不是还能再有一些人,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再更多一点承担。这种担当也许会超出企业家的责任?不仅仅是企业家的责任?是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吗?我认为企业家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放在一起,同时承担这两种角色。秋风说是君子企业家,对于传统文化有一定了解的,可能会想到“士大夫”。几乎同时,我在我的微博上看到了王巍的一句话,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我记得是刘胜军说,向王石、王瑛,这些告别了犬儒主义的企业家致敬。王巍跟在后面说,我熟悉这两个人,他们从来都不是犬儒主义。他们是公民企业家。“公民企业家”这个提法太好了。这就是转型时代和社会现实呼唤的东西,呼唤企业家阶层的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它完全可以用公民去界定和诠释。

  在这里,我读一段从百度搜索上抄下来的关于公民的定义:“公民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等相对,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公民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它包括以下的内容:公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是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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