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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为中国呼唤公民企业家

我们根本做不到在商言商。我们被裹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交织在一起的时空条件下。我们只要还不走,还不逃走,对这个地方还寄予希望,要留下来,我们就得去努力建构这条共同底线上,就得努力在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的法律保护、制度保证上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就要在“两个博弈机制”的形成上花心思。

  我想在这里面突出要讲两点。第一,暴力结束不了暴力,它会把暴力的种子,暴力的基因再一次根植在自己身上。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出路,就是用人性向善的力量,用文明的力量,挖出这些种子,改变这些基因,用协商、妥协、宽容去战胜野蛮,暴虐和强权。第二,就是想要摆脱我们这个民族以暴易暴的厄运,叫周期律也好,叫超稳定结构也好,这个民族数千年来一直被这样一个怪圈、一个厄运罩着,好像很难逃得出去,我们是不是仍然得以暴力的手段来结束暴力?我们要说不!

  我主张,我们必须不急不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转过多少个圈,很难逃出厄运的现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内、外部条件都和以往不一样了,有了很多支持建构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我们还有可能建构和创造更多的条件,应该有信心把结束以暴易暴,摆脱以暴易暴,创建和维护和平转型的条件作为我们的目标。

  企业家要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

  我想说到这儿,和平转型,是需要提出来,但不需要讲解的关键词了。下面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三部分,是我们企业家参与社会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能干什么,怎么干,我想这是大家把这个题目出给我,最想让我回答的问题了。

  在这里,我首先要讲的就是企业家要坚持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所谓在阳光下生存和成长,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是一定要和权力做切割。

  这三十年来尤其是最初的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在体制内,人们自然是、往往是从获取资源这个角度开始他们的创业历程的。获取资源和权力关系怎么可能撇得清,谁又愿意撇清。因此,在前期,谈和权力切割是不现实,你要和权力做切割,在中国怎么做生意,怎么实现原始积累,哪来的民营经济现在的规模。这都有理,甚至可以说,目前的格局,私有化的进程,本来就是善的、恶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推动的。

  我们走到今天,经历了整整三十年,改革开放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近十多年积累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到让人们忧心忡忡,感到了危险,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善的、恶的,合法的、非法的共同推动的,至今还在继续推动的这个大规模私有化的进程以及成果,不能真正意义上的合法化、制度化。

  我们前面讲了工商业主这个群体的规模和贡献率,后面还会讲到在今后一个蛮长的时期内,在经济下行的状态下,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各地政府那里位置、地位、作用还会更为重要起来。但是,认真起来看,清醒着看,这个群体,这个阶层的人身权、财产权、经营权仍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个问题专门讲会讲得大家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从宪法到实体法、到诉讼法,从立法到司法,企业家合法权益被保障的程度之低,只能是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还有一个更令人忧虑的事情,就是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另一个受益最大的阶层,党政官员、公务员,他们的“受益”不能走到阳光下面来。早期,在体制变革的前期,带有一定合理性、必要性的部分不能及时切割出去,和后面越来越疯狂,越来越贪婪,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越来越大的部分混在了一起,越来越难以切割,越来越难以得到社会的谅解,形成的新利益格局也越来越和社会的进步相对立起来。

  • 责任编辑:郑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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