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显示，军方无意在政治前台久留。他们并未如以往那样，在政变后成立军人执政机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或“国防委员会”，而是让中立色彩明显、口碑较好且名气不大的代总统当天上任，并请回了两天前宣布辞职的穆尔西政府外长阿鲁姆。
正如一些国际分析家所指出的，埃及政变后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埃及人不得不忍受能源、燃料和水的短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7月5日，世行总裁金墉对埃及经济状况表示担忧，标准普尔已将埃及主权债务评级降至高风险的3C，而IMF有争议的48亿美元纾困款，也因政变的爆发和政局的不稳被推迟拨付。在此情形下，军方越早转入后台，由文人组成的过渡政府越快成立，对各方越有利。
正因如此，政变仅3天，7月6日，代总统曼苏尔就宣布任命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为过渡政府总理，但几小时后便矢口否认；次日，他又试图任命埃尔丁为总理，巴拉迪为副总统，但同样无疾而终。
这已经是巴拉迪第若干次和高级领导人职位擦肩而过：“尼罗河革命”期间他曾被外界认为是穆巴拉克之后的埃及新领袖；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夺权后他出任临时政府首脑的呼声一度最高；2011年底“二次革命”期间他被传与军方达成妥协，将出任总理收拾残局；兄弟会赢得一系列选举、公投后，他要求军方将权力先移交给以他为首的过渡政府，然后再组织修宪和选举；此次政变成功后，他作为“救亡阵线”旗手，再次成为临时政府首脑的热门人选，迄今尚未能如愿。
之所以如此，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巴拉迪虽然在海外拥有很高人气和知名度，但在埃及却曲高和寡。自由民主派在埃及本就是小众，还分成“自由派”和“民主派”两部分。巴拉迪自称“民主派”实则是自由派，由于支持者势力单薄，他们普遍害怕普选，在长达17个月的后穆巴拉克过渡期里，他们多次抵制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甚至要求当时执政的军方直接将权力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闹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话。由于实力单薄又热衷掌权，巴拉迪在过去两年半中曾多次和不同政治派系联手，兄弟会、广场派、军方，都曾在某一时刻受到他的欢呼，也都曾在另一时刻受到他的指责。这样一个人选，为众多政治势力所不放心、不信任，也在情理中。
埃尔丁是穆巴拉克时代一名著名投资经理，是中左翼温和派领导人，同样是“救亡阵线”成员，其代表性甚至还不如巴拉迪，巴拉迪提名行不通，埃尔丁就更不行。
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巴拉迪、埃尔丁得票率都在前五名之外，可谓名落孙山。这样的人选，固然可以满足国际社会“文人政府”、“还政于民”的需要，也容易获得同情和认可，却缺乏国内的高认知率。
明天会怎样
如今的开罗可谓阵垒分明：政变支持者以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为大本营，而兄弟会支持者则占据开罗市郊NASR清真寺外的一座巨大广场，双方都组织大型游行活动，冲突不断发生。
对待兄弟会，军方目前采取软硬两手，即一方面加强镇压，另一方面表示“允许兄弟会未来参加新的选举”，而兄弟会的反应则十分强硬—要求恢复民选政府和总统的合法性。连日来，一些兄弟会幸存的重要人物，如发言人格哈德·哈达德在推特上号召“所有埃及勇敢的爱国者”发动“起义”，或到共和国卫队军营门口进行静坐祈祷。但总的来说，一如某些观察家所言，众多兄弟会首脑被捕，让这个庞大组织近日的行动显得有些杂乱无序，许多兄弟会骨干和信徒，连日来处于愤怒和失落交织的亢奋情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