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发生后，美国官方保持低调，既默认政变当局的权威，又对民选政府的被推翻表示不满。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态度也大同小异，即承认“穆尔西和兄弟会有取咎之道”，但批评军事政变是“不良先例”。
海湾国家沙特，对埃及不仅许以每年37.5亿美元援助，且承诺一旦美国中断援助，沙特将予以弥补。政变后，它是第一个祝贺政变成功的国家（第二个是沙特的盟国阿联酋）。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称，埃及军方将埃及带出了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作为逊尼派瓦哈比派的盟主，沙特一直通过扶植萨拉菲光明党影响埃及政局，政变后兄弟会元气大伤，光明党则此消彼长，成为未来大选胜出热门。沙特在埃及的影响力，恐将与日俱增。
与之相反，卡塔尔一直是兄弟会的“金主”。“尼罗河革命”期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起到关键作用；兄弟会上台后，卡塔尔多次提供巨额援助，去年8月和今年1月各挹注25亿美元（20亿贷款和5亿直接援助），今年4月追加增持30亿美元埃及国债。作为回报，穆尔西不惜牺牲埃及在阿盟中传统的盟主地位，在中东舞台上亦步亦趋地追捧卡塔尔。然而埃及政变前，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本·哈马德退位，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大改组；政变进行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及其在埃及的子台“半岛-Mubasher”被埃及军警关闭。权衡利弊，卡塔尔政府姗姗来迟地对政变表示“祝贺”，但援助恐不会如以往般热心。
难产的过渡政府
应该说，政变的社会基础是较为广泛的：“广场派”、世俗自由派和民主派、光明党都不同程度对政变表示支持或默许；埃及逊尼派穆斯林最高圣地—爱资哈尔清真寺大阿訇艾哈迈德·塔伊布，科普特基督教会“教皇”塔瓦德罗斯二世（Theodore II）这两个在埃及社会享有崇高声望的宗教领袖，在政变前后均对军方的行为表示理解。
与之相反，兄弟会遭到重创。政变爆发后，军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会政要，除穆尔西外，还有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的负责人、据说是“首席辅导员”的穆罕默德·巴迪，被公认为穆尔西后台的兄弟会“导师”、兄弟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查特，正义与发展党负责人卡塔尼，兄弟会著名活动家巴尤米等，总数据称多达300余人。此外，军方还迅速封闭了为兄弟会鼓吹的“半岛-Mubasher”和“Misr 25”等5家电视频道。
不过，兄弟会迅速缓过神来，发动了强有力的挑战。政变爆发一刹那，尚未被拘捕的穆尔西就通过网络谴责军方，号召“和平抗争”；在得知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后，兄弟会要员穆罕默德·贝尔塔基迅速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连线，指责西西犯下“叛国大罪”，并扬言埃及“即将爆发内战”；7月4日，兄弟会分支“伊斯兰联盟”发起“星期五抗议”倡议，首个周五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冲突导致至少37人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天后，支持兄弟会的示威者在开罗共和国卫队营房门前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导致至少51人死亡，435人受伤。兄弟会和军方相互指责对方应对事件后果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