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埃及爆发政变，国防部长西西（Abdel Fattah al-Sissi）代表军方宣布，废除总统穆尔西的权力，以刚上任两天的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德利·曼苏尔出任代总统，并宣布中止宪法，准备组建“有广泛代表性”的平民临时政府，在9~12个月内完成修宪、修改选举法、举行新选举等过渡期“路线图”安排，恢复民主制度。
这是2011年“2·11革命”导致执政30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以来，埃及政坛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人一票”普选政权在2012年6月30日取代了军方对国家的管制，不过1年零3天之后，却又被当初拱手让权的军方掀了下来。
这究竟是为什么？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前因：大饼与话筒
这次政变的起因，无非“大饼与话筒”两项。
所谓“大饼”，即经济和民生问题。前穆巴拉克政权之所以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和当时经济、就业情况不佳有关：40%埃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青年失业率高达20.4%。兄弟会打着“改善经济”的口号，在“尼罗河革命”17个月后获得执政权，并在执政之初提出“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旅游业振兴计划”等目标。
然而事与愿违，一年后埃及的经济、民生数据竟比革命前还不如：本币较去年贬值10%；刚刚结束的财年头11个月，财政赤字占到GDP总量的11.8%，比前一财年同期飙升50%；今明两年GDP增速预计只有2%和2.3%，不到2011年革命前（年均6%）的一半。
今年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达9%；随着夏季到来，电价飙升16.2%，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埃及不得不和IMF达成48亿美元救助协议，但后者的要求是埃及必须提高税收、削减补贴，这意味着因补贴而廉价的大饼、汽油和煤气面临涨价或短缺危险。
所谓“话筒”，则是指政治发言权问题。
后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为获得梦寐以求的执政机会，曾刻意表现出温和、世俗的一面，一度引发国内外赞誉潮。去年穆尔西就职总统当天，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
正如法国《新观察家报》所言，历史曾慷慨给予兄弟会和穆尔西一个机会，来证明伊斯兰主义者同样可以适应民主体制，并能治理好国家。
一开始似乎不错，穆尔西称自己是“所有埃及人的总统”，承诺发展经济，确保社会安定和人身安全，但很快这一切都变成泡影。兄弟会政府在经济上一败涂地，治安和安全始终未恢复，各项改革要么浅尝辄止，要么变成兄弟会打击异己、加强集权的把戏。去年11月成功调解加沙冲突是穆尔西政治生涯的顶点，也是转折点，几天后的11月22日，他就发布集权法令试图让总统的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8天后又强行通过宪法草案公投。
人们很快发现，穆尔西不过是兄弟会的秘密权力中枢—“执行办公室”的傀儡，80%~90%的“穆尔西指令”其实来自该机构的“辅导员”（Guide）们。拥有“辅导员”称号者据说多达15人，但为人所熟知的仅寥寥几名，总统穆尔西甚至都不在“辅导员”名单上。在这些保守派主导下，穆尔西政府对政治、经济症结视若无睹，却执著地试图将埃及社会重新伊斯兰化。在开罗执业的律师娜塔莉·莫里隆称，这种做法让兄弟会中的温和派伊斯兰主义者离去，只剩下最激进、最保守的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