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刚性稳”，就是保护政府权力的排它性和封闭性，杜绝一切质疑与批评；用严厉管治来保持社会绝对秩序，把一切抗议性行为，如游行、罢工、罢市、罢运等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甚至连正常维权诉求和制度范围内的“上访”都遭到毫不留情的迫害；在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的社会对立模式下，权力与利益当局对“群体性事件”不惜采取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手段进行压制和打击；在国家暴力、媒体宣传、法律解释和社会组织完全垄断的完美条件下，政府权力已经彻底模糊了程序性与法治性的政治特点。维稳这种暴力体制化模式继续发展下去，势必有趋于暴力失控的警察军人国家和流氓化社会的危险可能。美国著名思想家艾因·兰德对流氓化社会有过这样的描述:
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一种奇怪的颠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后记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轮回，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常常认为，所谓历史就是轮回，二十四史就是24个轮回。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
100年前，中国还在一个伟大的天朝时期，每个人都留着一根象征“政治正确”的辫子，垄断了一切暴力的天朝似乎固若金汤。驻英公使郭嵩焘认为：“船坚炮利之兵事乃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根本。”但他发现中国来的留学生都是学习军事的，而日本留学生则多是学习科学和社会制度，因此批评“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郭嵩焘马上被官吏集团集体斥为“汉奸”而遭到严厉整治。其时，津浦铁路官商督办吕海寰因动用暴力强占农民土地被撤职，张之洞奏称：“朝廷用人，如不顾舆情，恐怕要激起民变。”摄政王载沣说：“有兵在，还怕什么民变。”张之洞愤然道：“国家养兵，岂是用来打老百姓的？”皆不欢而散。张之洞出而咳血，长叹道：“国运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