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在马克思巴尔扎克时代，知识分子不断地警告，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模式的原动力来自于攀比和竞争，或者说，就是激活并放大人性中的贪婪与嫉妒，摧毁人类的智慧、平静和幸福。因此，即使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也不能产生普遍的幸福感。这个时代只有两种人，穷人和富人，穷人就是失败的不幸的人，富人就是成功的幸福的人。这种模式的衡量指标是GDP，而不是民众的真实感受。“带血的”GDP越是增加，大多数底层民众的挫折感、疏离感和不安全感越是严重，使压抑、焦虑和被抛弃感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疾病。
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在19世纪的最后八年里，洛克菲勒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个人总利润已高达三至四千万美元，平均每年收入也有三五百万美元，而美国普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到1900年也只有438美元，两者约相差万倍。而实际收入远低于平均工资的美国穷人与洛克菲勒这样的顶级富豪的收入差距只可能更高。结果，顶级富豪的巨富招致了人们的仇恨，但这种仇恨却不仅仅是因为财富本身。加尔布雷斯曾对此评述说：“当富人不仅仅拥有财富，并且拥有权力积极指导联合企业时……财富引发的敌意也就更多了。”
加尔布雷斯的意思是，招致仇恨的，实际上是金钱背后的权力，尤其是垄断权力。因为它意味着财富的所有者紧紧攒住了一切的机会，从而变相剥夺了他人的机会。机会的丧失，是引发仇恨的直接诱因，在这时，贫富的差距才成其为一个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托拉斯企业拥有今天难以想象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当后来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型企业都成为了大众持股的上市公司后，人们的“仇富”心态也随之降低甚至消失了。加尔布雷斯认为，这是因为职业经理、工会等组织的出现分食了巨大的权力，财富随之与绝对的权力脱离了关系，大众也拥有了“富裕”的机会。但需要作出补充的是，这种消解仇富心态的过程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们有表达这种不满的权力，并且看得到改变的希望。在这方面，美国20世纪30年代参加罢工的汽车工人和英国19世纪宪章运动的劳工领袖们，都是历史上活生生的教案。改变，从来都不是说出来的，而应该是做出来的。
启蒙时代的先知卢梭在《人类的不平等起源》中指出，财产是人类产生不平等的根源。而在一个没有规则的年代，“不明来源”财产的原罪猜测使这种不平等变成一种割裂和敌视，撕裂着一个上升中的国家。中国911以一个人的恐怖主义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是“有罪”的。一个“有罪”的社会，需要它的所有社会成员“买单”，没有谁可以幸免，甚至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无辜的。这一点是与美国911最大的不同。
四
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一书中，记述了畅销书作家汪中求的进城经历。“我在县城第一次走进白瓷砖铺的厕所时都尿不出来，因为我舍不得或者害怕把它弄脏，就好像你不会在我家沙发上尿尿一样”，后来，当体会了城乡差别，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打击，“当时在街上看到城里的女孩，有一种占有欲，有一种幻想的撕碎的快感，强暴的冲动。”
早在10多年前，经济学家何清涟就在《现代化的陷阱》中指出：在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据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到2009年，该财富差距达到40倍。基尼系数衡量着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差距。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人们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0年前的0.28“发展”到1994年，就翻过了“警戒水位”，达到了0.434，然后以每年0.1%速度递增。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李实认为，“2010年，基尼系数估计已经达到0.50的水平。”据一种推算，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越0.55而走向崩溃。
早在200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就指出，中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就已达到0.49。中国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和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讳莫如深的特权群体隐性福利的大量存在，中国实际收入差距比0.55要高得多。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无论城镇还是农村贫富差距均过大。报告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
中国的基尼系数不仅处于中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点，而且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目前这种阶层之间的分崩离析仍在继续加速，基尼系数仍在上升，这是中国社会利益共享机制发生严重断裂的显著信号，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李光耀也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这种差距正越来越大。很多外出的工人没有户口、教育、医疗保险等福利，他们的收入依然没有得到很大提高，但中国的城市需要他们来做建筑工人。”
随着中国贫富差距的持续加大，社会阶层固化的严峻现实使穷会成为穷的原因，使富会成为富。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窒息的“生殖器决定一切”的社会。无论穷人或者富人，都已经失去了奋斗的意义。如同一滩绝望的死水，社会竞争依靠的是一个人的权力，而不是他的聪明才智，这足以令大多数穷人彻底放弃对未来的任何幻想，因为他早已彻底丧失了一切机会。面对不可撼动的权力，唯一仅存的显示自己存在的只有微不足道的暴力。令人忧虑的是未来一代青年，他们本来是中国的未来，但在这个金钱暴力所制造的物欲时代，全球性经济危机、弱肉强食的贫富差距、冷酷的拜金主义、“身份世袭”的社会结构板结化等等，使无数“80后”、“90后”不仅面临着生存危机，也面临前精神危机。道德、善良、勤奋、才华等美好的东西在功利扭曲的现实面前脆弱不堪。当崇尚权术的《厚黑学》和暴力至上的《狼图腾》流行于中国大学校园时，足以提醒人们，普遍的失落感和挫败感所造成的迷茫和迷失，正在揭幕一个灰暗时代的悲剧。
在《福布斯》推出的世界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长久以来，中国就以“苦力”闻名世界，即使今天依然如此。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金，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金。泰国接近2美金，中国才0.8美金一小时，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虽然中国工资水平在全世界垫底，但中国工作时间却是排第一名的，每年高达2200个小时，美国只有1610小时，荷兰最低只有1389小时，日本稍高是1758小时，巴西、阿根廷分别是1841小时和1903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