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亚当·斯密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两条狗不懂得谈判和交换，而只会撕咬和争夺，胜了就拥有骨头，输了就失去一切；而人是理性动物，人的高明之处是进行谈判与合作，然后通过契约消除暴力，因此人类与狗最大的不同就是“文明”。在中国传统中，似乎理性与契约精神比较缺失，一直没有超越动物最原始的暴力阶段。但中国传统并不缺乏正义要求，“杀富济贫”就是“替天行道”。对中国人来说，正义与暴力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所有的正义都要用暴力了索取，这就是吴思说的“血酬定律”。“成者王侯败者寇”，在中国普遍的价值观中，正义与不正义之间的界限往往很容易模糊，甚至没有是非对错，只有暴力的胜负。
龚自珍在《平均篇》中说：“贫者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贫；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中国历史从来都是“杀富济贫”的暴力革命史，从未建立起一个避免暴力的公平制度。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像一条吞噬自己尾巴的蛇一样，在不择手段地敛聚中玉石俱焚，财富与罪恶均化为乌有。这种轮回和循环几乎成为一个中国人无法摆脱的诅咒，一代代在这个怪圈中挣扎，穷人辛辛苦苦地积累，富人焚琴烹鹤地挥霍，最后在一场暴力和报应中归零。中国历史就这样周期性的进行道德清算和良心重建，穷人重新成为富人，富人重新成为穷人，一切都为了扬眉吐气的“翻身”。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说：“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
200多年前，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里论述美国宪法时这样说：
人类的财产能力为财产权利的源泉；这种能力的悬殊实是人类趋向利益一致的一种不可超越的阻碍。保护这些能力是政府的首要目的。由于保护各种不平等的获得财产的能力，马上产生了程度不同和种类各别的财产所有；……社会遂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党派……造成派别的最一般的经久的原因就是财产分配的差异与不均。拥有财产的人们与没有财产的人们总是形成了社会上的对立的利益集团。调和这些不同的错综的利益成为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且渗透了参加必要的和寻常的政治活动的党派的精神。
正如平等自古就是人类的理想，不平等也自古就是人类的现实。在自然状态下，弱肉强食决定了不平等。人类是唯一一种具有是非之分和道德感的动物，从而摆脱了自然状态。人类对平等的诉求是以是非之分来替代强弱之分；人类的平等期盼更多地是对机会平等的诉求，或者说是对公平竞争的天然要求。即使同样的贫富差距，中国与美国的最大不同是机会不平等和调节失灵。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的暴富并没有使别人更穷，但对很多中国公司、中国黑领和中国商人来说，他们的富裕完全建立在他人的贫穷之上。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更充满风险。在近30年全球化经济体系下，垄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黑领群体已经彻底坐大，成为这个国家的新贵族和霸道主人。中国社会的所有发展机会已经越来越垄断化，而且这种不正义的垄断已经越来越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说，以国家暴力来维持少数人的不正义特权，打压大多数的正义竞争诉求。福利与慈善的救助调节管道在一次次见不得人的丑闻见证下，已经证明完全失效，被剥夺一切机会和权利的弱者只能自生自灭，国家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废品和麻烦。
事实上，西方工业化早期同样出现大量的贫富割裂问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此出现了可怕的马克思主义和邪恶的法西斯主义；但具有极大修复能力和调节能力的民主政治挽救了人类社会，政治的福利与宗教的慈善弥合了“富裕社会”的裂痕，重建了一个温和文明的公民社会。在法国革命之后，思想家托马斯·希尔·格林发自良心地指出，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把穷人排除在公民的身份之外。“没有普选权，便是死路一条”。1836年6月9日，伦敦工人协会发布了《人民宪章》：
我们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
君主立宪的英国在无数次流血事件之后终于给予了工人普选权，用选票化解了一场暴力危机。农业革命导致无数非洲裔农场工人被技术进步所抛弃，美国政府以完善的福利制度拯救了他们，同时将100多万非洲裔公民招募进政府，成为智力要求较低的公务员阶层。在经济理论中，政府从来不会创造财富，而只会挥霍和浪费，公务员也往往更加循规蹈矩和平庸无能，因此权力本身就是发展和效率的反义词。一个权力社会往往也是一个停滞和倒退的社会，甚至是一个反正义社会。人类的文明来自创新与生产，来自对垄断和权力的控制，而不是掠夺与暴力，不是对权力的放纵。
八
近30年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为迅猛的时期，与之相伴的是城市化过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市民与农民最大的区别在于市民无法自给自足独立生存，他必须依赖社会，因此市民社会必须是一个公民社会。人类自古都是技术进步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社会进步的速度，因此常常酿成巨大悲剧。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误区在于统治思维依然停留在古老的农业时代，将文化的市民当作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农民，以传统的对待农民的野蛮原始方式来展开对现代市民的讨伐。
中国目前仅失地农民就达1.27亿左右，接近总人口的10%，而实际失业率应不低于这个数字。在失地又失业的情况下，因为没有保障体系和救助体系，这些穷人必然面临可怕的困境；大量农村出现老人自杀浪潮不得不引起人们警惕，这些给这个国家交了一辈子公粮的农民，在失去劳动力之后就被这个国家和社会抛弃？100年前，旅居中国的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中写道：
非正义下长期的、痛苦的感情压抑，往往导致人民突然的暴动，并不时地采取战争的形式……所谓中国人的残忍，必须在这种背景上来理解。这反映的并不是一种残忍的心态，而是支持着道德感的某种因素的衰败——在混乱的原始本能无拘无束地爆发和表现的时候。
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在《集体暴力的政治》中认为，“集体暴力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所有的社会互动中，暴力显著性增加的原因是现存的非暴力程序失去了他们的保证作用”。面对两极分化的不幸局面，中国政府鲜有积极有效的作为，仍然采取了2000年专制传统以强凌弱的暴力镇压模式。早在两年前，中国官方花在“维稳”上的开支就高达5140亿元，与5321亿元的国防军费几乎相仿。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而且只是计算了内保费用，还不包括其他各种政府的“维稳”行为。2011年维稳费用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与2011年6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新加坡答记者问时说“解放军应该保卫的核心利益首先是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是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同出一辙。
据估计，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高达44亿元，远远超过当年社会保障就业资金的35.2亿元。花纳税人如此多血汗，不用于救助与建设，而是用于镇压和伤害，可见维稳主义在中国官方执政思想中不可思议的诡异位置。在现代政治理念中，“示威权”是正义政府对公民合法“生气权”的承认，但中国政府则禁止你“生气”，你必须保持“和谐”，这叫做“刚性维稳”，也就是公权力对公民杯葛抗议的“零容忍”。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维稳的实质就是镇压，当一个政府将镇压作为其核心目的时，垄断权力的政府与权力来源的民众势必冰炭难容、不共戴天。“仇官”与“仇民”使整个社会陷入暴戾的危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