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作为一项良心事业，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累计募集资金仅56.7亿元，而一介黑领就动辄贪污公共资金数十亿上百亿，这使发动全社会捐款的希望工程变得十分可笑。比如，刘志军时代的中国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数额高达600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120亿。与刘志军“共产共妻”的国家院士、号称“中国高铁第一人”的铁道部运输局局长、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为自己在美国的妻女存了28亿美元，如果换成100元的人民币，足可以绕地球两圈。
如果以年收入不足786元的计，全国有1479万“绝对贫穷”人口；如果以年收入不超过1067元计，中国有4300万“相对贫困”人口；这是中国官方制定的中国贫穷标准。如果按国际标准，温家宝承认，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讲话)，超过总人口的10%；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联合国规定每天收入在1.25美元以下的人属于赤贫的人口；联合国的标准贫困人口，是一天收入2美元以下。中国大陆在2010年12月份公布一个民政部的数据，说是要提高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也就说，中国大陆的贫困线是1个月不到1百人民币，十几美元。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按联合国赤贫标准划定贫困线？结果在中国政府发言人的解释中：按照中国式贫困（即每人年收入1千1百80元），大陆就只有4千万了。但是，如果大陆贫困线提高到年收入1千5百元人民币，贫困人口就是8千万。一旦提高到每天收入在1.25美元标准线的时候，中国大陆则有2.5亿赤贫人口！如果按照2美元收入计算，全中国有9亿人口是属于联合国规定的贫困人口。
如果按照美国穷人的穷标准“4口之家年收入2.2万美元(合人民币至少15万元)”，中国的穷人恐怕在95%以上。美国以税收为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政府的官僚行政费用只占税收的1-2％，而给民众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40-50％。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光荣伟大的中国政府正好相反，官僚集团就花掉税收的40-50％，提供社会的福利倒仅占税收比例的8％，而且这些福利也基本成为官吏集团的私享品。据说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不足15%，这些福利完全成为特权群体的禁脔，几乎不可能落到最需要帮助的底层民众手中。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达到61%。中国现在一年的财政税收达到10万亿，相当于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些钱都是被谁用了？陈志武一针见血指出：“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官员子弟可以用，二奶可以用，私生子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在2011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芮成钢揶揄履新不久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大使先生，您坐经济舱，是否是在提醒美国欠中国很多钱呢？”中国“三公消费”每年就达到上万亿人民币。据2011年9月14 日的《郑州晚报》报道称，4月11日至5月9日，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贫困县秭归花费80万，相当于200多当地农民全年收入。其中，仅礼品一项就高达113477元，包括每人一件900元的衬衫，2600多元一件的运动服，400多元一双的当地特色布鞋，还有脐橙、茶叶等。
事实上，这种“微不足道”的挥霍只是沧海一粟而已。从公开的数据看，2007年，京沪高铁投资预算增至2200亿元；2008年，中央推出40000亿投资计划；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耗资3000亿人民币；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2009年，中国对非援助累计760亿人民币；2009年， 中国累计对朝援助达8000亿元；2009年，累计购买美国国债达到8100亿美元，累计购买外债达到到2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三公消费”每年达到9000亿人民币；2009年，上海更换5000块路牌就花费2亿，平均每块路牌4万元；2009年，中国信贷总额近100000亿人民币；中国为争夺国际发言权，改善国家形象，2009年拨出450亿元人民币用于对外宣传，洗脑终于洗到了国外。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耗资4000亿人民币；2010年，沪杭磁悬浮耗资350亿……2010年，西南五省大旱6千万人受灾，中央拨款1.6亿，并号召捐款；2010年，江西特大暴雨22万人受灾，赣州紧急拨款60万人民币……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30%，而卫生投入仅占世界的2%，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经济学家陈志武挖苦说：中国现在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开支规模达到了过去专制时代朝廷所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些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黑领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小蜜可以用，私生子可以用。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是天堂”。
六
传统的经济学家们常说，穷富差距是发展不平衡的“正常代价”。中国的灾难在于这些代价并非因为市场的经济原因，而是因为人为的坏制度。比如久为诟病的高考歧视问题，直接触犯了宪法，但却在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支持下，以极其不正义不光彩的阴暗方式存在。河南省每年仅100万考生，一本的录取率只有3%，清华和北大每年录取的河南考生不到160人，仅相当于北京一所名牌中学的录取比例。持续的社会资源畸形分配，使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上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已经彻底丧失了社会上升的正义管道。
民国12年（1923年），黎元洪、冯国璋两家子弟以每年出资1054元的高额学费为条件，请求免试入读清华。然在教授评议会讨论此事时，却受到极力反对，他们直言：“此例一开，我怕清华园一片净土，到处都是少爷公子们，那时清华真可成为贵族学校了。”８教授们不与官僚势力苟且的勇气，使清华最终也没给这两位前“民国总统”一点面子。
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解释，“贫困”源自于权利被剥夺。户籍隔离制度是中国目前最为罪恶的“柏林墙”。在官方大张旗鼓的中非希望工程如火如荼全面展开的同时，北京当局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扫荡封杀了几十所民工子弟学校。社会道义与政治正义在中国已经沦为一种耸人听闻的危险词语，这不能不令每个心智正常的好人感到悲愤。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曾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当时只要有胆识不怕苦，下海当个体户的、搞承包的、考大学的、出国留学的，以及后来炒股票的、炒楼的、弄创业板的，很多人都依靠自己的才智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这些都不需要太多家庭关系，不需要权力资源，有胆子有智力去做就行。时过境迁，现在的社会氛围下，一个人生存越来越需要家庭和权力资源，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人，改变自己的命运越来越难。而在城管暴力、房地产暴利和税收苛政之下，私营经济的前景越来越黯淡，更谈不上创新的发展机会。
随着官方从政治垄断向经济垄断的发展，中国财富结构逐渐与权力结构重合，财富排行榜越来越像权力排行榜，社会阶层就是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同心圆，离生产越远，越有钱，离权力越近越有钱，离权力最远的底层民众，就像螺旋转动一样，都被抛出局外，成为被抛弃的人类废品。他们甚至被权力任意地剥夺仅有生存的土地、栖身的房屋、谋生的工具等。2006年8月11日，卖烤肠的崔英杰被城管李志强抢去谋生的三轮车。崔英杰苦求无果，怒刺李志强。
不久前，贾樟柯以一部《天注定》获得第6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这部血淋淋的电影直面中国当下残酷的暴力史。如果说杨佳是一种抗争的话，那么郑民生和陈水总则是另外一种。鲁迅说：“强者发怒，拔刀向更强者，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
官商经济模式之下，任何财富几乎都被肮脏的权力污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就成为权力社会人们的普遍心态，远离权力的穷人天然就是正义的代表，而垄断权力和富裕者天然就带着“原罪”，“仇富”实际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人类良心体现。仇富的本质是人类对不公和掠夺的天然抗议；在这种原罪下，那些得到财富的富人也惶惶不可终日，每年大量的富人遭到灭门屠杀却得不到人们同情。这种贫富割裂实际已经成为道德切割，大多数富人之所以纷纷携款逃离中国，既是一种对危险的本能反应，也预示着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彻底绝望。在一个理性文明的社会，财富并不意味着罪恶，比如人们不会憎恶乔布斯的“暴富”。
在西方宗教中，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和公益性。《马太福音》：“依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法兰西的良心雨果在《悲惨世界》中，为人类描述了贫穷、革命、法律和仁爱的艰难关系。因为偷了一块面包救儿子而坐牢十九年的假释犯冉阿冉在偷盗神父的银器时，被神父对他的仁爱和尊重所感化，最后他成为一个厚道义气的绅士，热心地帮助无数穷人。面对善良的“罪犯”冉阿冉，沙威警长在法律和良心的冲突中崩溃，毅然跳河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