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那天晚上10点多打电话给我，声音颤抖，话筒里传来噼噼啪啪收拾办公桌的声音，上来就问：‘你说我图个啥，每天没见过太阳，晚上也看不到星星，拼死拼活地做苦工，都40多岁的人了，我要是辞职你支持吗！’”董一鸣对几年前的那个夜晚依旧记忆犹新，自己的闺密红就任于一家大型外资制造业龙头企业，担任中国区人力资源总监，手下刚刚有好几个并购的内资工厂，时间拖久了，并购时的一些承诺没有实现，工人们开始有不满情绪，给工厂所在市政府写信，而红的直属领导却并不表态，还不允许她把情况上报给公司总部，而员工每天都会到红的办公室去示威。红越说越激动，然后在电话里开始抽泣，她消瘦，满腹牢骚，在工作场合中火气越来越大，最终不得不暂时以休假的形式暂别工作岗位。
与红一样，郭培对这种压力并不陌生。今天，她的工作节奏非常从容，每天大约只需工作7个小时，接待三四位患者。郭培说，自己之所以选择跳槽到私立医院，原因不仅仅是薪水。2007年辞职前夕，在北大口腔医院担任住院医师的郭培月薪为7000元，她承认，当时已经利用每周的休息时间去私立医院“跑单帮”，每周去一天，一个月的额外收入就有1万元，但较之薪水上的差异，原有工作环境的恶劣才是让她难以忍受的：郭培每天必须工作12个小时，从早晨8点开始，患者一位接着一位鱼贯而入。“这种环境逼迫着人把自己当作一台机器，麻木地承受一切，诊室都是开放的格子间，也无法保证患者的隐私，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你都无法满足患者的各种需要。”郭培坚持认为，牙科病患的痛苦不仅来自生理上的疼痛，更是心理上的障碍，很多患者坐到牙科治疗椅上的第一件事情是哭诉，她的原则是，如果一个病人的就诊时间能到两个小时，那么她会选择将一个小时用在与病人沟通上，达到一种放松和彼此信任的状态，然而这在以往根本无法实现。现在，郭培拥有自己的独立诊室，拥有决定每位患者就诊时间的自由，一些患者首次就诊的内容几乎完全由倾诉组成。事实证明，无论是诊疗效果，还是自己的工作状态，都要比以往好。
除了对于自身工作的掌控权，晋升与技能提高也是消灭倦怠，维持员工持续专注、奉献的最佳激励。郭培坦承，现在的诊所能够提供的不仅是简单的人际关系和优厚的薪水，还有更为广阔的自我提升空间，公立医院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自己选择离职的重要原因。“你要是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就很难在科室里出人头地。”郭培说自己本身是个大大咧咧、不会搞人际关系的粗线条，也不属于科室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某名校毕业生派系，一直在感觉自己受到冷遇和排挤，有时遇到疑难杂症，科室里的惯例一向是请主任医师前来会诊，但是主任一次也没有接受过郭培的会诊要求。2006年，刚刚考过中级职称的郭培竞聘主任医师，落选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没有主任医师头衔，你就挂不了专家号，收入也上不去。”很明显，对她来说，落选的理由显然是在业务技巧之外。现在郭培每年可以从诊所报销5万元的学习培训费用，去年，她先后参加了瑞士ITI牙齿种植培训班以及北大牙周病学习班等一系列培训项目，而另一个同事甚至可以将两年的培训费用合并在一起，参加了业内顶级的美国哈佛医学院牙科培训班，这是她在北大口腔医院任职时“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待遇。郭培说，直到现在，她才有了“享受工作”的感觉。
“今天，53%的跨国企业基层职工是女性，而在中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也占据了26%与37%，然而职业女性正成为工作倦怠和压力的首要牺牲品，较之职业女性，男性更善于在紧张的工作中通过各种小手段调适自我。”佛罗里达州大学行为心理学专家加瑞特·D.埃文斯告诉我们，大约35%的男性会习惯性地在工作之余进行办公室体育锻炼、散步，甚至外出就餐来使自己暂时远离工作压力。然而相应的女性统计数字则不到25%。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全职工作者抱怨自己长期生活在持续的职业压力之下，然而将近40%的职业女性，抱怨自己缺乏足够的内驱动力去完成每天的工作。在现代社会，女性必须同时在家庭和职场两条战线上战斗。2009年，北美女性在中产家庭总收入中的贡献达到了历史新高的47%，较之25年前几乎上涨了10个百分点。
在以芬兰职业妇女为研究样本进行了12个月的观察与测试后，芬兰奥卢大学医学院于2012年发布了一份《职业女性工作倦怠，饮食习惯与健康研究报告》，在51名重度或中度职业倦怠患者中，体重要比对照组重大约8%，患有情绪化进食与暴食症倾向患者所占比例也要高出17%和11%，中度职业倦怠者的饮食结构明显偏向高脂肪、高糖分、酒精与碳酸饮料、油炸食物，从而使得她们罹患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大大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