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大米，吃白面，中国教官手把手教挖战壕、修工事。”阮俊青至今怀念在桂林陆军指挥学院学习的短暂时光。
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部分军校负责为越南培训军事人才，这是援助社会主义阵营越南的重大项目之一。1974年冬天，阮俊青和几十名越南军官陆续进入桂林陆军指挥学院，主要内容是学习“地道战”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构筑工事的本领，大多是“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中越反目时，这种热情交流，也导致越南对中国军队的打法和工事了如指掌。
几个月后，尚未完成学业的阮俊青就随整个学员队提前回国，中越“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越南刚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回了老家，举国沉浸在革命胜利的阳光里。然而，依旧难逃“棋子”的命运，意识形态的黑洞正吞噬着这个木棉之国。中苏对抗的僵局中，越南选择了后者。
冷战时期，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就像亚热带地区的天气，反复无常。韦文晋记得，当时谅山郊外有座大型的集体养猪场，在“同志加兄弟”的岁月，养猪场附近的大喇叭还在歌颂着，“山连山，水连水，共临东海，中越友谊像朝阳。”
后来，上空还飘着国旗，猪圈的栅栏上贴满了革命宣传语，一棵高大木棉树桠上的大喇叭，反复播送的是：“同美帝国主义一样，修正主义的中国也是越南人最邪恶的敌人”。
“领袖（胡志明）说过，中国是越南革命最可靠的后方、最可信赖的战友，现在怎么变了？”1979年春节过后，韦文晋和他的同学困惑未解。
一代人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的狂乱之中，他被越南当局征召入伍，同很多人一道端起枪去占领所有“木棉花开的地方”。
韦文晋现在是谅山省工贸厅的一名官员，他祖籍在中国，受惠于华人节衣缩食也要培养孩子读书的传统，韦文晋念过大学。更幸运的是，他没有赶上上世纪70年代的越南“排华”。
韦文晋和阮俊青算是同龄人，都已是主导一国财富和权力的“六零后”。阮俊青是地道的越南农族人，从“九丙”起家，冒着触雷和被越南边防兵开枪打死的风险，跨越边境线肩挑背扛运送货物做生意。韦文晋每个月可以拿到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多元的工资，而他的妻子则做起了红木生意。采访中，韦文晋重复着一句话，“做生意好，做生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