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国家的兴起
传统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危机是全盘性的，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遭遇重大挑战和质疑。当满清统治者有所悔悟，于1901年开始全面推进改革之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中央权力和国家权威来掌控改革进程，遂在日益高涨的立宪运动中丧失主动权，最终在南方革命起义的打击之下，被赶下政治舞台。然而，中华民国几乎是在一次军事政变和强人的政治交易之中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的运转并未有深刻地改变，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政治系统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系统完全脱节，中华民国不仅不能重建中央权力、整合社会秩序，反而在肮脏的党争和政治丑剧之中，让国家分崩离析，社会状况日益恶化。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民国政府甚至不如晚清政府更有权威、更感习惯可靠。
中华民国的政治试验虽未缓解中国危机，但极为明确地凸显出解决中国危机的关键在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通过建立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强大中央政权，推动中华文明体的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非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动员大众力量参与革命，进以清除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可。
马基雅维利曾在《君主论》中塑造过一个倡导新体制、新秩序，从民众之中获取力量，进而凝聚民众意志、打倒反动势力，以结束分裂状态、建立统一国家的新君主形象。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就是政党，“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之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形。”(《现代君主论》)自清末民初，中国就已进入政党政治的时代，但能够成为马基雅维里和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重整中华文明体的政党还不存在。即便是对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孙中山也充满了失望之情，“……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之缘故……党中的党员，均不遵守党中命令，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也没有活跃于自由中的新思想……。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决心重建向其本人宣誓、效忠的中华革命党，以此打造思想和行动统一的革命党，再度兴起革命，但此举招致往日同志的反目、离弃，并未真正实现。
真正在中国开创政党建国进程的事件，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国民党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进行改造，健全组织、纪律，强化对党员进行三民主义教育，使之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而且运用政党来动员群众参与革命运动，进而夺取政权，并使党成为“掌权之中枢”。重要的是，在此次改组之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政党建国的设想：“以党建国”，“先由党造出一个国家来”，“将党放在国上”，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一时间，在各种党报党刊和党人口中，充斥了“一切权力属于党”、“党国”、“党军”、“党化”等名词(《党员、党权与党争》，王奇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黄埔军校的诞生，则为政党建国增添了一个利器，近代中国从此出现了一支服从政党领导、为主义而奋斗的现代军队。政党构想建国规划，通过吸收精英、宣传主义、动员大众来凝聚意志和力量，运用掌握在政党手中的军队，来扫清阻挡创建现代国家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适应了中华文明体在转型过程中对领导力量和权威的需要。
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一支如苏俄共产党或后来中国共产党那样的革命政党。在国共合作破裂与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曾一度陷入党内分裂与组织涣散的状态之中，而且反共立场使其对工农运动感到恐惧，尽管党员人数大幅增加，但其中工农成分却急剧减少，阶级基础进而转向农村地主阶级、城市资产阶级、买办、官僚和各类投机分子，其动员工农大众的功能日益弱化，革命性逐渐消退。国民党在南京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蒋介石仍旧不重视国民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相比于党组织，他更喜欢依靠军队，并想通过建立以军权为基础的个人独裁替代党本身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而且，在内部关于自身阶级基础的争论中，国民党左派提出应该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但强调国民党应该代表全民利益的声音却占据主流，即除工农之外，还应该代表地主、资本家、买办等革命对象的利益。国民党不敢明确自身阶级基础的模棱两可，固然有作为执政党的无奈，但搞全民党的后果便是国民党为那些强势地主、资本家和买办左右、利用，工农小资产阶级被弃之于外。国民党成为一个丧失革命斗争意识、腐化堕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在与充满活力朝气的共产党的斗争中，被民众厌恶、抛弃。
尽管国民党没有学到苏俄共产党之精义，未能成功地以党建国，徒有党治国家之名，但以党建国，通过政党国家(party state)来重建社会、经济和道德伦理的需要，仍然存在。1930年代民国政治学之中有关“民治和集权”的争论反映了这一点。与今日学界相比，民国学者反而能够摆脱各类意识形态之影响，对中国问题有更为切近、清醒的把握。一大批留学于欧美，熟谙西方政治制度和理论的法政学者，如陈之迈、杨幼炯、蒋廷黼、萨孟武等，都敏锐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建设现代国家，而建国事业的担纲者非一强有力之政党莫属，进而研究以党治国之要义，提出党治理论，把国家主义、党治主义甚至一党专政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王向明著《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国民党最终失败了，不过它体现了中华文明体现代转型的内在必然性，开启了创建政党国家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对这一进程的深入推进。
在国共各自代表的不同政党国家前途的竞争之中，中国共产党赢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就以党建国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在严酷斗争中历练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和坚定理想信仰的革命政党，而且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苏俄共产党的革命经验和组织路线，除立足工人阶级之外，还通过土地革命将清末民初以来历次革命都忽略的广大农民群众动员与组织起来，为革命运动注入巨大能量，它也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辨别敌友，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盟友拉入统一战线之中。旧中国一盘散沙，若要推动中华文明体的现代转型，就需要将民众组织和动员起来，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文明体赋予了新的形式，为它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新国家的领导力量，除了它是国家缔造者之外，还在于现代化需要运用强大中央权力和国家力量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工业化，以及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国家体制，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体转型的历史演进之中，并给中华文明体带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