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近代中国应对西方列强挑战之时的节节溃退与衰朽，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所处乃“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敌人之生猛威力不仅往昔未闻未见，而且其背后之文明在若干处反让中国“由夏变夷”。于此，向西方寻求新真理，以求器物、制度、文化乃至国民性的自强、自新，重新挤入“文明世界”，便成为近现代中国史上绵延不绝、持续至今的现象。
随着西学与西制东渐，一批批有识之士竞相搬用西学概念与西制经验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以此建构未来中国之想象，但伴随着这些不可不谓真诚之努力的是，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被逐渐忽略、否定以至遗忘。虽然，在清末民初，梁启超和严复有回归传统、重新体认中华文明优越性之语，在五四运动后期，梁漱溟、杜亚泉及张君劢等人有兴起文化保守主义、发皇儒家道统之举，但在此后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之中，学习与模仿西方之诸种挫败与紊乱所折射而出的重新认识和阐发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的必要，却显得越来越没有必要了。
梁启超
然而，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一条令世人为之惊讶且又困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虽因中西物质实力对比的变化而感到些许自信，但对经济发展重构原有社会和精神氛围所导致的棘手问题和困境充满不安与忧惧，而且亦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讨论揭示出的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以及这些特性所具有的潜在与长远的意义把握不清。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源自西方历史经验和西学的社会科学概念、范畴和原理在解释内涵着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的中国崛起上已经捉襟见肘，而且中国在未来也绝对不会轻易地“融入”或“被融入”以欧美模式为预设并为欧美国家主导的所谓“文明世界”。
中国崛起以及围绕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展开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一个契机，摆脱种种西学定见所制造的“主义话语”，心平气和地寻找、发现、阐释乃至重新承认仍旧存留于我们之中，但并未被言明的历史延续性。可以想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顺利发展必将与我们对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的深刻自觉息息相关，而且我们的智慧、自信和力量也必将来自于对自身本质的深切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