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明国家?
人们已经惯用“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术语来指称现代中国，而且现代中国作为自欧洲近代以来形成的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之重要一员，确实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形态，但是单纯运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又难以解释现代中国的历史来源、族裔复杂性和幅员版图等因素。尤其，当人们观察到现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持续数千年而不断之中华文明的延续，历经外患内乱而终为浑然一统之共同体的新生时，源自于近代欧洲战争与分裂经验的民族国家叙事，遂失去解释的效力。
尽管现代中国的确具有某些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它的独特文明根底、悠久历史和文明延续性，让其超越了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现代中国不仅是现代国际体系中一个主权国家，而且还代表了一个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互鼎立的中华文明体，拥有着与其他两大文明在某些方面相互共通但又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礼法制度和文明理想。现代中国之所以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于它继承了传统中国(天下体系)的遗产，又没有像其他传统国家那样，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生裂变与消亡。传统中国之特性，以另外一种形态和必然性延续至现代中国。理解现代中国的前提，便是理解传统中国。
在传统中国，政统与道统合一，政权通过儒家思想与礼教来治理社会、维护自身之正统性和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准，同时儒家思想与礼教又依赖政权的庇护保证自身的贯彻与传承。政统护持道统，道统支撑政统。以儒家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便在政道合一的王权和朝贡体系的扩张之中，从中原传播开来，远至东亚。
在传统中国，虽有皇权在上，但政治治理的基本形式是精英政治。经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士大夫统治团体构成政统与道统的结合体，不仅担当治国理政的责任，而且还传承文明，保证社会的教化和伦理水准。士大夫是传统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华文明体的维系最终是依靠这一群体。尽管于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传统从制度上中断，但士大夫的精神却为后代社会精英所继承。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历经万险，转型为现代中国，便有赖于那些一代代具有身系天下大任的士大夫精神的政治精英。
大一统中央皇权有两个制度基础支撑，其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其二是以天下观念为基础的朝贡体系。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于秦代形成，其后虽有分封制和诸侯鼎立之重现，但在分合之中，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和大势。对秦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和政权来说，谋求巩固或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都是重要的任务，而且它作为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地缘政治传统，仍旧约束着我们的政治选择。
在天下观念的引导之下，传统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通过朝贡体系构成了一个天下秩序。天下秩序虽以传统中国的文明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主义为基础，但它的理想却是“王天下”、“太平世界”、“天下大同”，而且虽然天下秩序具有等级性，但它却是开放的、包容的。朝贡体系的存在维持了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华夏文明通过朝贡体系在东亚的传播，深深影响了东亚国家的语言文字、文化思想和政教礼俗，以至于这些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当它们力求通过去中国化来塑造民族特性时，陷入了截断历史起源、自我认知紊乱的局面。
传统中国自立于世界，数千年不倒，正是由于其内在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主义因素之传承，一如梁启超所说的“国性”(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依次衍为礼文法律——“《大中华》发刊词”)，只要“国性”存在，国家就会存在。传统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体，更是一个绵延不绝的文明体。传统中国在近代与西方的遭遇，超出了经济、政治或军事意义，成为一种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由此，传统中国面临的任务比一般意义的民族国家更为艰巨，它所要做的不仅是谋求自立，而且还要进行文明的转型和更新。
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打破传统中国“自成一体”的格局，强行将中国拉入“列国并立”时代。为了适应西方列强裹挟而来的民族国家潮流，聚集民力和资源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不少有识之士力图在人民主权观念的基础上，将传统中国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而这些努力仍旧不得不服从文明国家的现状。辛亥革命打着反满的汉民族主义旗号，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便转而提出五族共和。其后，毛泽东提出“各族人民大团结”，也是力求适应文明国家这一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留下的文明国家遗产。无论是从政统道统合一的基本结构和精英政治传统，还是超越于种族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央集权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传统中国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因而，文明国家的这一事实，要求我们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进程，也同样要求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来筹划现代中国的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