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华书局引进《中华文化基本教材》，预期不久就会开始作为学校教材使用。此事虽仅在报章小角公之于众，但若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共决策层所提出的“中国梦”说法结合，则更值得深入观察。应当思考，何谓“中国梦”?在演说中其定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想，这与文化基本教材所承载之，以四书为核心的儒学，又有什么关系?必须从对内与对外两者分析。
就对内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探索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虽然陆续做出了不少改革措施，也取得了较多成绩，例如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允许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入党，扩大社会凝聚力，有效推进了经济发展。但在当下改革深水期、社会转型期，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已或多或少地面临着逐渐失去维护社会集体价值之功能的挑战。在社会底层，贫富差距的扩大，因相对剥夺感造成脱序犯罪事件，时有所闻;在权力精英间，少数人不择手段追逐名利，“落马”官员不在少数;在一般群众间，也常弥漫忧郁、暴躁等负面情绪，整体社会逐渐累积负面能量。中国梦提及“建立三个自信”，正是心理上解决的宏大论述，不着眼于个人成就的竞争，而将“集体感情”也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愿景，可说扬弃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面竞争困境与心灵空虚。往后延伸，中国梦强调集体价值，个人成就建立于集体成就，也讲究伦理与和谐。很容易结合儒学之理想政治秩序。作为政治哲学，儒家政治强调内圣外王，必须从自身出发，以德服人、天人合一，从而风行草偃，对于近期所强调之党内作风改革与重建党群关系，都提供了论述基础。尤其考虑到儒家学说，在呼应传统文化，从精英到庶民都易于接受，将有效提供中共将来对内治理的主要基轴。儒家学说所具备之中国特色，将提供中国梦的重要自信。
就对外而言，纵观全球，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强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必将谋求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发言权，也就是说服世界其他文化的力量，即“软实力”。中国崛起现象已无庸置疑，但是中国是威胁还是机会，其他文明正努力诠释。儒学正好提供了与欧美对话的论述力量，儒家的世界观足够支撑如今的中国形象，以及消弭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另一方面就文明层次而言，只有取得了文化上的“软实力”方可真正获得世界的重视。近期舆论频频比较，将“中国梦”与“美国梦”并列。认为美国梦讲究个人主义，以拓荒冒险、勤勉奋斗为核心价值，追求个人成功，简言之，就是自由主义结合资本主义。而从冷战结束后，有学者认为资本自由主义获胜，高呼“历史终结”。在思想层次，21世纪以来，虽有陆续爆发过与伊斯兰文明冲突、欧盟提出“人类安全观”，以及左派之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思想浪潮，但是均未在理论层次上能完全挑战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巨大意识形态与其政治论述。在未来若使用儒学，找到一套系统性政治论述，不只是政体发展不需要走西方近代化道路，还能用以说明自身政体之集体主义优越性，形成“软实力”。
考虑到在近现代史中，几次儒学与社会主义的遭遇，都产生过极大的冲突，从五四运动、破四旧、批林批孔等运动中，儒学都受创甚深，未来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对儒学自圆其说，将是主要挑战。但必须强调的是：其一，儒学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积累之思想，其庞大之论述体系与政治动员能力，可说是经过时间考验之有效“软实力政治论述”;其二，中国如今是世上人口最多、经济规模第二，正向外投射之政经影响力的巨型发展中国家，在硬实力上也无庸置疑。儒家加上经济发展，软硬实力兼具，在世界格局上其对现存美国式秩序之挑战，以及在两岸关系间对台湾的影响，都更值得吾人注目。
观点延伸
“中国梦”须与中产社会发展势头合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李成：和中产社会发展势头相合拍的“中国梦”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首先，经济状况改善。以“美国梦”为比照，在这个移民社会中，中产阶级对个人财富及成功的追求是“美国梦”持续的发展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产阶级地位下滑、实力缩水等现状则对“美国梦”提出挑战。其次，在国家富裕及个人经济基础稳固之上，中产阶层还关注人格尊严、平等机会、公共健康、环境保护、民主、法制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和平策略等“软实力”内容，“中国梦”应有相应体现或提倡。如果简单讲“中国梦”就是一个国家强大、财富积累，而忽视环保、健康、尊严等方面，是无法成立的。最后，“中国梦”的提出和实践也应逐渐受到外部世界的普遍接受，中国在强大路径上拒绝边缘化。中华文化具有非常积极、包容性强的内容，具有普世价值，但也需要结合当前的世界潮流来传播。
“中国梦”需要超越中国意识危机
国立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在现实中，“中国梦”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解决今天中国很多人对国家、对自己前途的信心危机。历史上，每一次“中国梦”的背后都是当时面临的信心危机，而信心危机的背后则是深刻的“中国意识危机”。很显然，要实现“中国梦”，首先就要克服“中国意识危机”。今天中国所经历的“中国意识危机”，实际上是自近代以来的第三波。清末到五四运动是第一波，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第二波。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一次危机是国家的生存问题，第二次危机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但这次是国家的富强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富强不仅仅意味着不受外国的欺负，也意味着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应有的尊重。和前两次一样，中国内部问题因素更为重要。其一，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经济发展路程，在这个紧缩的时间里，很多社会问题也加速度地暴露出来，让社会不可忍受。其二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理论问题。西方的东西解释不了中国的成功与失败。当以来自西方的过于理想化的概念评判中国的改革实践的时候，“中国意识危机”必然加深。如何解除“中国意识危机”呢?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中国信心。简单地说：第一，能否确立这样一个为社会大多数所接受的主流意识;第二，这个主流意识能否帮助中国推进各方面的改革，确立有效的政策来消化和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中国崛起需跨越抽象理论支撑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薛理泰：许多西方官员、学者依据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前以及冷战期间大国相处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后认为，世界资源有限，崛起国通过一场体系争战，才能取代霸权国而主导世界秩序，得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冲突迟早不可避免的结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正在作两手准备，说到底，无非是遏制、接触并举，合作、防范(乃至对抗)共存。中国领导人迭次强调，中美两国需要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至于中国学者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性的系统研究，迄今付诸阙如。如果中国领导人仅凭“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八字真经，尝试以抽象的语言取信于注重务实的西方国家的领袖，则显然是低估了西方战略家的政治智慧了。如今美中关系犹如逆水行舟。中美共同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必须予以全面、深入的考虑，才能得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