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票价强化了北京的“吸附效应”，更多居住在近远郊的中低收入者涌入市中心，客观上也加剧了交通拥堵和环境的压力。当然，这些城市病的一大主因可能在于历史上形成的城市格局，使得任何改善交通的努力都显得举步维艰。
现在地铁超低票价政策造成了两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地铁交通的亏损局面难以扭转，当前北京市城市公共交通行业每年的亏损多达十几亿元，财政补贴的压力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它并没有明显改善地面拥堵，本来低票价是为了吸引自驾车出行的人群，结果由于车厢体验不佳，大量有车一族还是选择自驾上下班。如今，北京尝试票价改革，放弃超低票价的策略。专家认为，这既体现了公共服务从理想化到理性化的转变，让公共财政发挥更加有效率的作用，也体现了政府决策要尊重经济规律，公交服务也要听从市场的声音。但要实现这样的初衷，还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地铁票价上浮不能仅仅定位于弥补亏损，更不能甩包袱。政府决策要在财政负担与低价惠民中寻求平衡，尤其是涨价后，所节省的“财政补贴”应该继续做改善交通之用，投入到更有效率的公交项目中去；其次，车票定价机制应该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地铁作为公共产品，它的票价上涨不应该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但可以追求盈亏平衡，保障地铁建设和运行的可持续性：再次，必须改善地面交通，承载涨价后地铁转移的客流。原来乘坐地铁的人依然有廉价出行的需求，当他们因为价格杠杆放弃地铁后，就必须提供充分的地面交通服务。否则，这就是变相压缩他们工作与生活的基本条件。要加快快速公交车道的建设，确保上班族的通勤时间以及乘坐体验在可接受的范围，这样，地铁票价上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才是充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