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堵，地上更堵。历数北京市一直以来的治堵政策，治理的都是地面。比如小汽车限购和摇号——每月180万人抢两万个指标，并且现在已经改为两个月摇一次；外地车不能进五环，以及提高城市内停车费等。总体而言，这些减少地面出行的政策手段效果甚微。仅从社会整体成本而言，尽管地铁修建的成本非常高，每公里5亿元人民币，但是其运载力强、效率高，调度也更科学和准确，从长远来看，地下对于缓解城市拥堵问题更为有效。
中国的城市在迅速变大，地铁建造的速度却无法跟上这个步伐。北京地铁虽然票价低廉，但纳税人每年要向市公交系统补贴170亿元。在过去几年，也有些人提出过对外地人收取差额定价。但归根结底，地上和地下无论怎样治理都非常拥堵，并且出现了把人赶上赶下的局面，还是跟城市资源在一个地方的过度倾斜有关。
准确说，正是以行政为核心的城市设计思路造成了这一点。一方面，城市里的核心资源过分集中，尤其以行政为核心来构建；此外，从全国来看，资源也过分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人都想往大城市挤，迅速递增的人口数量让城市建设及城市公共管理都无法及时匹配。现在的城镇化政策看起来依旧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资源仍然向行政上更为重要的城市集中，教育、就业及医疗等资源分布非常不均衡。
城市周边需要均衡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的涵义，还有城市集群的意义。而像天津这种城市，看上去就是在走北京的老路。天津市政府因在12月15日突然宣布小汽车限购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乱，而广受质疑——这一切与北京和广州当年情况极其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