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都是很多农村老人一生的信条
“显化”的老人问题与坏无关
中国与老龄化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近，老人的“问题新闻”势必越来越多，这显然不是评说“老人好坏”就可以解决的。以广场舞大妈为例，如果大妈们有更多的活动空间，她们还会不会再去干扰别人？再以公交上的老人为例，如果乘坐公交的老人能浸入在一个平和友善的车厢空间里，他们人性中“恶”的一面还会不会被激发出来？与其说老人的“坏新闻”表现出的是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冲突，倒不如看成是老人和社会的冲突。
但舆论显然不止于表象的追问，它们更愿意追究我们面对的这些老人，究竟为何选择了让年轻人乃至当前社会不满的行为？众所周知，这些年“新晋”的老人大多出生于1949年前后，凤凰网的一则专题，对这一代老人的成长经历进行了追忆。无论物质还是精神，对这代人而言，充斥他们生活的只有“匮乏”。在他们长身体的时候，正好遇到“三年困难时期”，食品短缺和饥饿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物质观念的形成。哪怕到了物资充裕的时期，记忆中的“匮乏恐慌”还是会使他们试图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而为了物质不惜大打出手甚至铤而走险。精神层面的“匮乏”更甚。在物质长期匮乏的背景下，人类的活动唯一目的几乎就是生存下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伴随着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被打破，而新的道德观念又不存在，为了生存下去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就像是文学作者描述苦难时期的生活：“谁不偷谁就活不下去。”
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环境下，这一时期的人们也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当初种下的恶果，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于是，他们不觉得广场舞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困扰，不觉得让座是一种关爱而并非理所应当，甚至可以颠倒是非、诬陷他人，成长时期基本公共教育的缺失，使他们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的利己。当然，除了教育之外，还与另一种他们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那就是政治运动对他们的影响。
媒体评论员周东飞对这样的“追讨”不以为然：分析“老人变坏”这个话题，一般会想到老人和年轻人的不同，是在一个切面上考虑问题。但是，“坏人变老”则是从纵向深度上来考虑问题，说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现在成了老人，“那个时代”的种种印迹也都带到了今天。即便是在同一个历史年代中，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受到过政治运动的浸染，尽管政治无处不在，但是谁又能统计出饱受政治运动影响的人是绝大部分呢？如果不能，那又凭什么以这部分人身上的“恶”来指代这一代老人的“坏”呢？把握了话语权的年轻人，总是很自信地总结着上一代人的“共同之恶”，以为从那个时代出来的老人都是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如果单独批评老人的丑闻，舆论不会引发震荡。但是，当老人和“坏人”发生联系时，尤其是把这一代老人指证为“坏老人”时，不引发争议是不可能的。杂文家鄢烈山显然也不同意“坏人变老”的说法。在他看来，别管哪一代，如果我们的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和博爱情怀，人们崇奉不择手段、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文明道德水平能会随代际更替而进化吗？问题不在哪一代人身上，而就在每一个活着的人身上。这世上没有什么好人、坏人之分，只有具体的好事和坏事，只该“就事论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