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外出务工:底层工人的改制体验
回到老家后，何正文跟本家的叔叔干过一段家具生意，直到1995年，何正文再次来到长春打工。那时，何正文之前曾经工作过的长春住宅建筑公司已经不存在了，该公司在1993年股份化改制时成为全国建筑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何正文发现，原来和他一起砌砖的正式工人，现在要么去做机械工，要么去做建筑以外的活路，还有的开始当包工头承包活儿了，总之所有的正式工都没有固定工作和单位了。工地上开始出现通宵加班，但没有加班费，跟“常白班”工资一样，只是比白天少干一两个小时。工资也不是按月发放了，而是年底结算工资。
何正文在这一年成了一名包工头，专门包小工，从每个小工的收入中抽一部分钱作为他自己的管理费。年底何正文带着钱回到了四川老家，盖好了属于自家的第一栋小楼。
第五次外出务工:再次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地
1998年，何正文和妻子第五次踏上了打工路。然而，这次在广东惠东的打工经历并不顺利:先是打工的工厂倒闭，之后又被骗了报名费，直到最后才在惠东县的一家农场找到了工作。“农场老板是重庆人，农场很大，方圆四公里。农场主要种植一些南方的水果，另外还养猪。我们开始去那里的时候，我的工资是450元一月，我媳妇是400元一个月。农场天天有活儿干，大概一天干上8个小时，自己吃饭，可以利用农场的闲地种一些蔬菜，只要勤快，什么都可以种。两个月之后，我开始给老板养猪，就这样一直干到1999年的腊月回家。”
2000年，有了多次打工经验的何正文曾尝试自己创业，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功。于是，何正文不得不在2002年又一次踏上了打工路。
第六次外出务工:首都的打工岁月
2002年，何正文跟着小舅子来到了北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心里充满了憧憬，觉得北京哪里都好。但北京给他的却是在其他城市从未经历过的辛劳。
“那时候，我们在北京大兴区建住宅楼，每天早晨不到5点的时候就开始吃饭去工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到工地宿舍，中午只休息一个半小时，每天工作不低于13个小时。甚至活儿紧的时候，晚上还要挑灯夜战，而吃得则是白菜汤加馒头。像我们这种绑钢筋的没有固定时间，需要去做了就得去。我们的包工头是四川仪陇人，去的时候也没有说每天多少钱，只是说都是四川老乡，不会亏待你们的。但是，到了最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人心眼很黑。”何正文说，他和小舅子是2002年的腊月廿八才拿到钱，这一年他在工地干了9个月，最终才拿到2000多块钱。
从2003年开始，何正文开始在北京和之前打工过的几个地方来回跑，哪里的活儿好干，他就跑过去干上几个月。直到2009年——那个在何正文打工生涯中最困难也是最辉煌的一年。
法律维权:艰难的讨薪路
2009年8月21日，正在北京工地干活的何正文发现与自己在同一个工地干活的5个山东工人在讨薪。他们的工程已经结束，但从劳务公司到包工头都不给工人结工钱。山东的工人把劳务公司和包工头告到北京市温泉镇劳动科，这时包工头拿出了工人当初签订的一份虚假合同，合同上写着工人的月工资是55元。那是工人进工地时，公司强迫工人签的，工人只是在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随即被包工头收回了，工人对合同内容根本就不知晓。工人非常气愤，于是到北京市海淀区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虽然最后山东工人结到了他们的工钱，但是工人每天的工价都比最初的约定少了5块钱。
山东工人的讨薪之路让何正文预感到之后自己要讨工钱的时候也不会顺利，于是，他开始着手收集能够证明自己在这个工地打工的证据。9月份，工程主体工程基本完工，何正文果然没能如期拿到工资。而且由于没有合法的劳动合同，使得何正文的讨薪之路更是难上加难。但何正文并没有因此气馁，他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和工友们的利益，并终于在2010年1月26日拿到了劳动仲裁裁决书。仲裁委裁决公司支付他4万多元的工资和补偿金，其中包括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赔付的双倍工资。于是，何正文的这场官司，成了中国4000万建筑工人中，首起无劳动合同而拿到补偿的官司。
作者的话:
自从开始对建筑业农民工进行跟踪调查以来，我见过的工人着实不少。但眼前这位来自四川阆中偏远山村的工人何正文，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他是我见到的规模最小的包工头，因为他手下只有一个工人，就是他的亲弟弟；他是我最快建立信任关系的工人，在初次与他见面短短的十分钟时间内，我就认定他一定可以作为交心朋友；他是中国农民工打工历程的一个缩影；他更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先锋——中国第一个无劳动合同而拿到补偿款的农民工。所以，在他的身上，可以完完整整地看到一个农民工的打工历程与生命期待。
——李大君
(来源:人民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