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引领社会道德
腐败“大老虎” 与 草根人性光辉
1月，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会议上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9月，蒋洁敏被免职。12月李东生被免职。2013年，10余个副部级高官落马，成为中国的“打虎之年”。
6月，浙江宁海，8名快递员伸出八双手，接住了从4楼坠落的两岁半女童，爱心与善念瞬时绽放。9月，浙江温州，面对急速撞来的越野车，阿婆沈小平紧紧护住邻居的6岁男孩，用自己的生命延续了年轻的生命。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抵抗世俗的诱惑，面对善与恶之间的选择，为官者理应从众多民间榜样身上汲取道德的营养，成为引领社会道德的正能量。
记者：十八大后，一个又一个省部级“大老虎”被查，赢得了民心，也挑战着人们对权力恣意的想象。社会道德的建立，无疑需要拥有更多资源、权利、话语的引领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来自草根的人性光辉，似乎才是温暖我们的力量。这种对比，您如何看待？
公方彬：官员特别是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人物，其与普通人的道德评价系统并不完全一致。民重小德，政治人物要有大德。西方有一说——不让政治家说假话，相当于不让狼吃人。人们天然地认为，政客的行为是丑陋和肮脏的，所以要约束权力。
我们的政治观不同于西方社会，但在社会转型期，执政党的政治观也应该有所变化，来适应执政地位和社会发展。目前看，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非常重要。
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伦理道德系统，也就是政治伦理或政治道德。因此，一些基本的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比如，公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就有权利剥夺；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职务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权力崇拜。
草根人物的道德温暖，那是一种自发的最纯真的人性光辉。草根不需要作秀，散发的道德魅力才更能感染人。如果对官员也这样要求，把他们树立成为民众层面的道德典范，那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当然，这并意味着官员不道德可以被容忍。
记者：您曾经提出一个概念——观念腐败。人们一边在高骂腐败，一边又戏言有了腐败的机会也不会错过。这种观念的腐败，对腐败渗透到各个领域存在着什么样的影响？
公方彬：最可怕的是观念腐败，最难治愈的也是观念腐败。一个社会中，出现部分人面对诱惑把持不住并不可怕，只要还有道德感在时时影响着行为，腐败问题都能够治愈。一旦腐败进入了观念层面，进入了大众无意识，这时就出现了质变。
中国是人情社会，想想看，现实社会不乏这样三种人——行贿者、受贿者和容忍行贿受贿者。一个贪官没有被抓之前，身边的人怎么评价他？大众怎么评价他？是不是只有在被抓了之后，由媒体、政府、法律给他贴上了标签之后，才开始谴责，才知道了什么是丑？
如果每个人的内心没有对道德的完整理解，更没有化作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腐败的温床注定形成。有了腐败文化的支持，贪官永远抓不完。所以，在制度建设的同时，我们要花大力气改善文化，甚至是重建文化。否则，类似河南四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奔监狱的事件，就会一再重演。
记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通过典型来体现，那些在职业领域表现出更高职业精神的人们，成为一代人的楷模，引领着一代人的价值坐标。但是在道德领域，善行的政治化倾向，对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一个社会而言，道德成熟的标志又是什么？
公方彬：热情的服务员，不造“豆腐渣”工程的项目经理，拒贿的廉政干部……这些“事迹”是职业本身要求应该做的，不过是道德理念而已。把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要求的内容盲目升华，从小处讲是一种媚俗行为，从大处讲就是道德问题非道德化，容易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民众的心理，扭曲社会道德价值观的走向。
存在于普通民众中的善行，本来属于人性的光辉。如果总是赋予太多的政治意义，反而容易弱化人们的天性冲动。毕竟，更多的人还是愿意以人性的力量推动自己的善行。所以，民间自发的赞美和崇敬更为可贵，政府只需要为善行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就可以了。一句话，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好事，而天天在做好事时，就是道德的成熟。
重新建立道德共识
党风建设 与 机制健全
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发布实施。
2013年，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在蓬勃发展的同时，面临更多发展的难题和瓶颈。身份缺失的困境，没有财政投入的尴尬，全职参与者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
毫无疑问，中央正在致力打造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只有让挥霍者收回私享公共利益奶酪的手，同时为贫弱者打造公平拥有社会福利的通途，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最大公约数”，重新建立起道德的共识。
记者：以八项规定和反四风为标志，党风政风已经发生了明显好转。不过，同时也有人担心，这是否是一阵风式的“运动”？道德向好的变化，可操作的执行路径又在哪里？
公方彬：现在做的事不会反弹，历史进程也不能允许反弹了。反弹就会带来社会渐变还是剧变的问题，使得政治权力碎片化，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对执政党来说，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民风。怎么解决看似乱麻的精神领域问题、信仰问题，就需要扎实思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问题。
任何失去制度约束的道德随时都会变异，人们都必须借助制度强化道德。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不好，好人不能充分做好事。当我们的制度随着党的执政能力得到强化，公开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一个道德充分张扬的时代才会来临。
记者：道德领域看似是个民间话题，您又如何看待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公方彬：道德是非功利化的。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的作为是为道德向好提供空间和保障，具体的事情则让民间组织去做，让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去实现。
中央一再提出发挥社会组织的调节作用，政府管该管的，放掉不该管的。随着社会的开放，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散与多元，民众的利益诉求也趋向多元，政府不可能依靠权力满足所有需求。这样的背景下，试图以一元(政府)替代多元(需求)，几无可能。因为，一个人在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并且无法以物质利益去解读。
记者：目前，中国社会正面临又一次深度改革。历史上，每一次改革、变革，都带来一次思想、道德领域的变化。转型期的中国，道德价值体系将扮演着怎么的角色？
公方彬：道德价值体系反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组成人类世界的三种力量分别是政治、法律和道德。这三者各归其位，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当下的问题所在。没有了法律的刚性，其他因素都靠不住。
根本而言，要保证社会科学发展，既要以精神目标和高尚的价值追求引领大众，更要以法的强制力来规范人的行为。实践证明，把每一个人都引向方向性的争论，并不是最有序的社会，甚至会异化为最难管理的社会，因为政治分歧远比物质利益分歧难化解。唯有通过法来规范，社会才会真正走向有序，党的执政能力才会加强。记者 李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