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道德的底线
法官嫖娼 与 记者受贿
12月，有关湖北法官被指开房嫖娼的监控视频在网上流传。湖北省纪委查实后公开回应，省高院刑三庭庭长张军与一名外单位女子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已提请免去其庭长职务，停止工作，并将依纪作出进一步处理。
10月，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证据显示，在发表针对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期间，陈永洲多次收受他人提供的数千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
社会裁判者与监督者的职业操守，从来都是决定社会公平的关键要素。一旦这些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出现沦陷，道德底线全面崩溃的危险便如影相随。
记者：过去，说起职业道德的败坏，人们首先想到的通常是伪劣产品和食品安全。如今，无论是作为社会法律践行者的法官，还是作为社会良知守望者的媒体人，接连出现侵蚀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恶性事件，您对此又如何解读？
公方彬：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确实区分出一些成为社会标杆和引领者的职业，比如教师、医生和法官。一旦这种被赋予了各种神圣光环的群体中出现道德堕落，人们就会怀疑以致失望。
选择这样一些被公认为高尚的职业，就必然要承担职业本身的要求，就要承担职业的责任，这是规则。然而，这个本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似乎变成一个大问题。还是那句古话，倾巢之下无完卵。
国外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最勤劳，同时也最不敬业。两者之间看似有点矛盾，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勤劳可以是一种价值观，也可能是生活所迫。勤劳在没有职业分工之前就产生了，因为人要糊口。直到工业经济发展后，才有了职业的分工。这时，职业是饭碗，敬业才是价值观。一旦精神世界的价值体系发生了紊乱，用职业去衡量所谓的道德问题意义不大。
记者：在信任感如此缺乏的当下，一个极端的事件，很容易就让人们产生给一群人贴标签的情况。比如，记者受贿案后，社会让对媒体的质疑甚至谩骂；医生收取医药回扣曝光后，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境更为尴尬。问题是，一个一个信任的偶像倒掉之后，我们要去信任什么？
公方彬：从本质上说，为某种职业或人群贴标签，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为老人和青年人贴标签是相同的，都说明我们的道德、价值和精神系统出现了紊乱。
主观上说，我们不希望社会道德全面溃败。但是，世界在变化，旧有道德体系赖以存在的环境在变化，相应的道德体系出现紊乱甚至崩塌亦属正常，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中国有句古话：仓禀实而知礼节。在物质生活极大提高的同时，人们更注重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思考，从中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非常正常。仓促面对金钱冲击形成的功利道德，已经到了应该垮掉的时候。
当然，社会道德不能永远这样紊乱下去，需要改善。改善就需要道德个体的人来引领。落到具体方法论上，总需要走在前面的人。比如，执政党要求了共产党员必须要有担当。
厘清道德的边界
郭式“打油诗” 与 北京台封杀
11月，郭德纲微博发出打油诗，“一去残冬晓日红，三杯泪酒奠苍穹。鸡肠曲曲今何在？始信人间报应灵”，同时配了红双喜的图片，被质疑影射刚刚去世的北京电视台台长王晓东。此前，郭德纲曾与北京电视台交恶。
12月，北京电视台呼吁广大电视从业者坚守媒体责任，对违背社会公德的的恶俗行为予以谴责，对缺乏良知的艺人予以抵制。随后，中广协电视文艺工作委员会发出严正声明，强烈谴责郭德纲的过分言行。
如何评价郭德纲的行为，怎么对待具有道德瑕疵的公众人物，其迁出围绕道德边界的纠缠，始终不清。
记者：郭德纲和北京电视台再生“过节”。这一次，网络上的声音似乎更多地站在了郭德纲这一边。暂且不论北京台是否封杀，或有无权利封杀，对存在瑕疵甚至是重大瑕疵的公众人物的这种民间“宽容”，您怎么看？
公方彬：这里面有一个怎么看待封杀的问题。封杀的前提是有没有违背道德。如果确实存在无德事实，主流媒体和官方组织是有责任去抑制甚至封杀违背公序良俗的人和事物的。无论后面的“粉丝”有多少，网络上有多少人支持，这个工作都要去做，否则就是失职。
主流媒体承担引导社会的责任，首先需要区分社会价值观的5个层次——弘扬的、要求的、允许的、抑制的和取缔的。一旦反道德的东西出来了，当然要抑制甚至取缔。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出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政府的态度，不能迎合。既然是主流价值，该坚守的就要去坚守。我们必须建构一整套价值体系、评价系统，及其惩治规则和措施。保证社会组织和个体都有所遵循。
当然，人们一听到“封杀”这个词就反感，其中有反权威心理作祟。主流社会也需要反思，要寻找新的有效办法。毕竟，在当下这个多元社会，复制过去的做法，已经不再有力，也不合时宜。
记者：我们发现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偶像”走下“神坛”，包括偶像自己也在自我解嘲，甚至个别人对自己的道德瑕疵毫不讳言。这种公众人物对道德感的毫不在意，可能给社会道德带来什么样的潜在风险？
公方彬：公众人物当然应该有所担当。但是，文体明星不是社会道德价值系统的创建者，甚至不是主要承担和建设者。
我们必须分清，哪些人是民族的脊梁，哪些人是在为大众提供生活乐趣。前者或以自己的责任和担当，甚至以牺牲创造一个个精神的高峰，或以思想和文明创造启迪世人，后者只是以自己的某些技能参与社会，丰富生活。对前者可以给予很高的期待，对于后者可以如他们给我们提供快乐一样，一笑了之，无须过多过高地期待。看一下西方国家，脑残式的粉丝也有很多，但并不因为这些人的存在而怀疑社会走向没落。因为他们的主流价值很清晰，且有强大的引导力。
随着思想的禁锢被打破，很多人热衷消解权威、消解崇高，恶搞英雄。这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不过是转型期的自然现象。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有过所谓“垮掉的一代”，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思想彷徨和精神虚无。最终，哪一代都不会垮掉，人们不断在打破中寻找真正的价值坐标，直至最终明白什么是不能够被打破的，什么是必须被仰视和敬畏的。
垮掉的过程就是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主流引领。既然共产党是执政党，党风就决定了政风，政风进而影响民风。正党风，就是主流做法和主流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