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观点：用收入来偿债；安全观点：用资产来偿债。
危机观点PK安全观点
危机观点主张用政府可以支配的年收入流量（主要指财政收入）来度量其偿债能力，其中主要是债务率。简单地说，这种观点主张用收入来偿债。据中国审计署2011年的抽查审计，中国36个地级市负债3.85万亿元，有9个省会城市的债务率超过100%，有的高达188.95%，加上其担保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总体上，中国地方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0-40%。如果比照美国和日本的债务占GDP的比例分别达到约100%和175%，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负债水平。但危机观点所强调的是债务不透明性可能掩盖了实际债务总额，因此现在可获得的数据并不值得信赖。随着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增长趋缓，各地还债压力骤然增加，一些地方只能借新还旧、变相举债、预期不还、转移债务等方式来应对还债压力。在各地出台的推进城镇化的庞大投资计划中，投资规模远远超过其年度财政收入，这似乎印证了危机观点所强调的数量关系。
安全观点主张用政府可以控制的资产存量来度量其偿债能力，其指标类似于会计学中的资产负债率。简单地说，这种观点主张用资产来偿债。30多年的改革，中国GDP超常规的持续增长，但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比例持续下降，政府所占比例持续增大。这一分配格局使政府积累了庞大的可控制的资产规模。据估计，在总资产中，有四分之三的部分由政府拥有和控制，民间拥有和控制的不到四分之一。并且，这四分之一的资产，也有随时被政府征收和征用的可能性。政府不仅控制着政府大楼、土地、矿产资源的增值，同时也掌握着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这些资产的总规模要比财政税收大许多倍。单以银行资产来看，中国银行业有130万亿元总资产，即使18万亿元地方债务全部违约，潜在的不良资产率也不到15%，如果将其用以偿还地方政府债务绰绰有余。还有人认为，与美国底特律不同，中国的地方债最终大都形成了实物资产，在城市发展期，这些资产一般都是优质资产，用于偿债具有可靠性，而美国的地方债则主要用于支付刚性的公共消费。因此，安全观点认为，中国地方债务不足为虑。
但是，以上两种观点存在相同的逻辑错误，它们只看到收入（或资产）与负债之间的数量关系，即收入相对负债短缺，所以债务风险大、偿债能力差；资产相对负债富余，所以债务风险小、偿债能力强。它们都假定，在中国，债权约束与市场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不同，“欠债还钱”的法则具有和市场发达国家相同的约束力。问题的关键是，有什么机制能约束中国地方政府在收入不足时少举债？又有什么机制能保证政府会将充裕的国有资产在必要时用来偿还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