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改变沿袭下来的旧思路，不能只是根据教科书的理论。
第一类：蒸蒸日上经济圈。如北上广深等大都市圈，借债发展是这些高端都市现代化的必走之路。
他们已顺利跨过所谓的“中等国家收入陷阱”进入了高端“国家”行列，他们已经具备了快速决断、良性循环机制。为了抓住先机，他们的每一步的发展仅靠利润的积累已远远不够，必须走负债发展之路，必须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通过举债使闲散资金快速聚集起来变为现代化新创资本，他们的举债行为就如现代大企业一样，无可指责，不必为此担忧。中央政府之手不可横加干预，就像政府对现代大企业的举债发展一样。这些大都市圈还包括：沪宁经济圈、京津经济带、广深港经济带、武汉长沙经济圈，以及西部区的成都、南宁、昆明、西安和郑州、济南、大连、青岛、福州等经济圈，他们正处于昂首阔步向高端现代化迈进，虽然他们的借债不属于不良债务，他们数额很大，却也被统计在10.7万亿（或20万亿）的地方政府借务数字之中，他们的借债都不应是“中国经济之忧”，而属于“中国经济之喜”，不要因此“惊呼”或乱加指责。
对于这类经济圈中都市，中央要做的是三件事：一、划出中国有哪些都市属于这类；二是规定她们的最高负债率，三是借债的渠道要正规。
第二类：属于正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债务。这部分县（市）比重最大，难度也极大。债务的巨大风险与多多的机会并存，应该是中央关注的重点。
这类处于巨大“风浪”尖上的县（市）多系二 三线县（市），债务的性质及风险也极不一样。基本上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债务经济的良性效应正开始萌发，刚进入“产出”期，但还要借债才能进入那个良性循环圈。这一层县（市）究竟有多少，各省、自治区要逐个排队摸底，并成立一个专业化与规模化协调小组来使这一层次的县（市）的现代化发挥出倍增效应。从而使地方政府前期的债务顺利归还同时又不影响她们的发展。另一层次是债务仍处在累增的“发酵”阶段。这类县（市）数量大，究竟有多少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层次县（市）的借债具有巨大的盲目性、跟从性，甚至不知道未来年的前景究竟怎样，许多县（市）的项目投入，在当前经济下滑形势下已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他们“再借债难，不继续借债也难”。而且是违规者多、贪污腐败严重、债务利息重。风险极大。这一层次县（市）的债务应是当前及今后若干年中的“中国经济之忧”中的最大之忧。我以为，各省自治区都应设立一个专门小组来应对。坐喊“危机”无益于事，绝不能出现希腊式的政府债务危机
第三类：在多种现代化叠加压力下，出现了一批被边缘化的县（市）。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向深度、广度加速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弱肉强食、生产的集约化、生产性科技的加速、网络经济的快速膨胀等多种现代因素的叠加压力下一批农业县、山区县、边远县及人文环境闭塞的县，被边缘化了。应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在全国已初步跨入“中等收入”的背景下，他们却仍处于简单再生产的农耕社会阶段，勉强温饱，经济毫无生气。例如：下列的甘、云、桂十个县，总人口236万，乡村人为208万人占达88%，2012年财政收入县均仅为0.54亿元，人均233元。很明显，指望人均财政收入233元要使县均23.6万人口的经济、社会、文化正常运转是不可能的。因此，这10个县的实际财政支出高达101.9亿元，即县均为10.2亿元，实际支出为收入的近20倍之巨。那么钱从何而来，显然是中央及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及地方政府的借债。十分遗憾，我们无法查到确实数据二者各占多少，请有关部门去查核，本文只想就这些被边缘化县的借债出路，提出一些可操作的对策。
对于这些县（市）的财政转移支付还必须继续并还要增加以维持这些县的困难运转。另一方面，这些县的当家人由于“父母官”的身份，总想使本县“体面”，使财政收入稍多些，干部职工工资能高一些，县城面貌“洋”一些。必然要千方百计去发展经济，于是还要有“扩大再生产”的投入。出路自然只有借债，然而，政府办企业在这类地方受制因素太多太多，十个九个亏。结果形成：政府借债发展经济——亏损——再借债以图补亏——再亏——再借债。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无论哪位能人去任一把手，都会陷入这个循环圈中。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地方债务虽惊呼了多少年，这部分县仍然看不出有什么出路。
在这里，我们必须改变沿袭下来的旧思路，不能只是根据教科书的理论，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使欠发达地区跟上，不能只是从增加“中央、省财政转移支付”考虑，这种政策其实只是一种“输血型”的救急，我们必须改为“造血型”的出路，即采用“反市场”对策。这是“正能量”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