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敢言
人物周刊：您刚刚说“发展经济必须要为政治服务”，我理解，政治也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
王梦恕：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
人物周刊：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经济发展要考虑到政治需要”？
王梦恕：为政治服务的。国家这么大乱起来不得了，民主与集中必须先以集中为主，我们的体制，集中起来可以做长期的规划，而不是着眼于短期的目标，国外的政府就看中眼前利益，搞短期行为。这在铁路建设上表现得很明显，必须要有长远的规划。
人物周刊：您提到很多次国家，您认为所有的政治的、经济的举措，最终落脚点都是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王梦恕：对，没有国家哪有自己家，这个教训太大了。尤其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穷困得不得了，国家一定要富强。我经历过抗日战争，对老百姓来说太痛苦了，我们家从河南洛阳流落到陕西宝鸡，受尽欺凌，那对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人物周刊：您在自传中说最崇拜的人是邓小平，为什么？
王梦恕：我们家在“文革”中挨整，邓小平出来后平反了，他的知识分子政策让我们得到了政治身份。最主要的是他“三上三下”，敢讲真话，为了国家富强敢于承担风险。现在一些官员不敢说真话，为了自己的利益说假话。我受邓小平影响，从不看人眼色，认为不对的就要说。
“7·23动车事故”的时候，调查结果说是技术问题，我是调查组负责技术的组长，怎么可能是技术问题？明明是管理问题。一个小时(的间隔)开趟车还追尾，现在地铁两分钟一趟都不追尾。完全是人员培训问题，不录用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用大学生，随便精简机构，把一些重要岗位减掉了，火车连副司机都没有，就一个司机操作，解手都没时间。司机一累，可能出大事。值班员应该有两个但也只有一个，雷击导致信号设备保险丝烧了，就是发现不了，找不到问题也不敢停车，最后出问题。这些现在都改正了。
所以那时候调查报告说是技术问题，我就非常不同意。调查报告快出来的时候，记者打电话问，为什么出来这么晚，我就说专家意见不一致，我认为不是技术问题是管理问题，调查组还让我声明只代表我个人。安监局的总工程师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压力很大，就不说了。
人物周刊：定性为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有什么不同后果？
王梦恕：个别的官员想要推卸责任，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当时有个上海的副局长，知道我是技术组组长，而且我坚决认为是管理问题，他就专门打电话，问定为管理问题是不是要给他处分？我就说，该处分就处分。
人物周刊：您的一些言论经常引起网络热议，网民的看法您知道吗？
王梦恕：我从来不看网上的评价，我只按照我的想法说话，谁骂我都不管。我要学习武则天的精神，死的时候就是无字碑，任你评论去。但是我反对的东西，最后都证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分拆铁道部的决定，当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投票，有八十多票反对，我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