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的1993
习仲勋退隐林泉后，成了一个重视生活忍受得住寂寞的老人，偶尔也会为现任的领导干部提一点建议。
习仲勋于1988年再次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七届）。他在西北时和少数民族干部和宗教界人士私交甚笃，主政广东也和华侨华人有不少交往，素有威望，是全国政协主席的合适人选，但1988年习仲勋终未当选政协主席。1990年更提前三年离开了一线。
高锴最后一次见到习仲勋是在1990年10月30日。当天下午，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习仲勋和往常一样参加分组讨论，临近结束时，他又一次提及对不同意见者的保护。
“他讲了很多当年在西北地区闹革命的历史，各根据地之间关系很复杂，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说得很动情，总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见者看成‘反对派’，更不要打成‘反动派’，要保护不同意见，要重视和研究不同意见。”
根据方苞的回忆，1990年习仲勋刚到广东休养时住在珠海，那是一个周围有着茂盛植被，可以呼吸到海边新鲜空气的安静住所。但太过安静的环境反倒不利于习仲勋的休息，在中央保健部门同志的建议和安排下，习仲勋搬到了深圳。
张国英接到通知，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将陪送习仲勋来广东休养，并在深圳看牙。
起初，给习仲勋安排的是深圳迎宾馆的北园，但是张国英考虑到兰园是新建的，园里有个院子，地方比较空旷，视野好，而且距离公园更近，方便老人家散步，所以最终给习仲勋定下的住所是兰园。
深圳不是习仲勋的老家，也算不上是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但这是习仲勋的功业所在——在《浮士德》当中，步入晚年的浮士德，希望居住在他构筑堤坝改善环境的海滨，看着自己的事业。
为了迎接习仲勋，张国英和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请来当时深圳牙科医院院长黄明楷一起吃了个饭，并要求黄院长针对习仲勋的牙疾“务必精心治疗”。
张国英对老领导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差池，但在接下来12年的相处中，张国英发现，习仲勋是个在生活上并不讲究的人。
深圳当时对中央领导的菜单定制要求每餐不超过6个菜，这其实并不多，但是习仲勋经常连菜都省了，一把面条加两块肉，怎么做他都爱吃。当然偶尔他也会“奢侈一下”，念叨着之前在甘肃吃过的耳子（地皮菜）加豆腐做馅的包子，张国英就曾托人从陕西带了一些原料回来煮给他。张志功也提到，习仲勋爱吃面食，面条和包子饺子都是他家常吃的食物。
晚年的习仲勋喜欢代表低调的素色服装，他会在春夏交替的深圳迎宾馆兰园中，用一套黑色的中山装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挥着球拍用反手打乒乓球，有时候也会换上一件稍显时髦的暗灰色背带裤，和迎宾馆休闲室里的年轻人打上几杆桌球。
1990年，习仲勋在深圳和来探望他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民族问题交谈了半个小时。此前的1989年1月，十世班禅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他是习仲勋多年的老朋友。
张国英告诉《博客天下》，那次习仲勋指着那块1953年班禅额尔德尼在北京见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时送给他的劳力士手表设喻：“这块表最近不走了，派人拿到香港的瑞士表店，很快就修好了，现在走得很好。”
习仲勋用这个例子试图表达修复民族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对某些民族分裂主义的叛国行为坚决批判的，习老也希望有一天反叛者能够检查自己的错误。”张国英回忆。
自我反思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也是习仲勋对自己的要求。晚年在深圳休养的时候，有一次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去探望他。习仲勋说，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党，自己有一大欣慰：他亲手推动了华南地区的改革开放，并使之成为国家发展的先行者。
张国英记得，习仲勋晚年多次谈到要学习香港的法律制度：“法治对应人治，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制都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这从根本上杜绝了个别人领导一切的现状，自然而然不会再出现大量的冤案。”
他还提到，时任司法部部长邹瑜来深圳探望习仲勋时，两人也聊到了中国的法制问题，并探讨未来的中国法治之路该往何处走。那次谈话，习仲勋对邹瑜谈到了两点期望，一是要坚持法治代替人治，二是要努力将对不同意见的保护尽快纳入法律，其中包括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和态度。
张志功对习仲勋最后的日子里忍耐病痛的样子印象深刻：“他当时在重症监护室，每天下午定时地会有一个见病人的时间，我们只能在病房门口远远看着他，他戴着呼吸面罩，仰面躺着，老态龙钟，身体躺得笔直笔直，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有时候想喊一句习书记，看他有没有反应，但是我一开口，眼泪就往下掉，他不知道听不听得到。”
“西北汉子，刚强得很。”12年后，张志功这样评价他的老首长。
习仲勋在2002年5月24日病逝。
回想起这位宽容厚道的老领导，高锴一直记得全国人大下班时的场景。
“那时电梯前后总是挤满了人，司机习惯行地说‘请大家等一等，让首长先上’。习仲勋却总是喊大家一块儿上，然后双手一摊，把大家都揽入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