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网4月30日讯 本港明报今天再刊广州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解构新疆”系列文章第二篇，文章摘编如下：
在“解构新疆”的第一篇稿中，笔者揭示了当下新疆民族宗教关系不无吊诡性，意在提醒大家应该辩证、复杂、多角度地看待新疆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笔者想迴避维汉冲突日益整体性、结构化的趋势，相反，这恰是我们观察复杂多面新疆问题的重要切入口之一。新疆问题日益尖锐化有内外多重因素，在接下来的几篇中，笔者将按照由外在因素到内在原因之序，依次加以梳理和介绍。
当地教派之争自古已有
首先看客观的宗教性因素。新疆问题具有明显的宗教冲突色彩，这并非当下特殊现象，而是这一地区古已有之的现象。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多种文明、人种、民族在此汇聚，既沟通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又始终处于东西不同势力的相互撕扯中。仅从西元九世纪喀喇汗王朝兴起算起，现代穆斯林维吾尔的形成，就经过了漫长的不同种族、宗教、文化间的血腥冲突。在此漫长历史中，新疆不仅发生过对佛教等“异教徒”的宗教圣战，而且不同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冲突也惨烈频仍，黑山、白山两教派的血腥冲突就是着名一例。
两教派鼻祖的父亲或祖父，系中亚伊斯兰教苏菲教派领袖玛合图木·阿杂木。其幼子伊斯哈克·瓦里和卓于16 世纪70 年代进入叶尔羌汗国(故都在今喀什莎车县)传教，创立黑山派。而阿杂木长子玛木特·额敏的儿子玛木特·玉素布和卓，也于17世纪20 年代初进入叶尔羌汗国传教，形成了白山派。两教派系同门同宗，其明显差异不过是一派戴黑帽、另一派戴白帽而已，但两派领袖却为争夺教俗权力与财富，在天山以南地区鼓动信徒相互仇杀，造成长达200 多年血雨腥风的教派之争，给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直接导致了古代叶尔羌汗国的覆灭。这一切在维吾尔族作家亚森江·斯迪克的《魔鬼夫人》中，曾有生动的描写。
境外宗教与恐怖势力相关
虽然那场旷日持久的教派之争，是200 年前的旧事，但从中仍不难发现其深刻的现实性。首先，它与境外极端宗教势力有直接关系，而近二叁十年来新疆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恐怖势力的培育，也与瓦哈比、伊扎特等境外宗教势力渗透有着一定联系；其二，黑白两派都属苏菲教派，相对于当地已有的伊斯兰教派来说，属于“新教”，而中东新教进入中国所引发的教争和民族冲突，并不只是发生在新疆，当年“同治回乱”的前因，就与此相关。
“清真”习俗日趋极端化
古老的新老教派之间的冲突，在现代情势下，又带有更为明显的宗教与世俗冲突性。3月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惨案，不管背后原因多么复杂，其与极端宗教暴力恐怖的关系，却是一目了然。在当今新疆，宗教氛围也呈极端化发展苗头。比如新疆穆斯林朋友向有“清真”的习俗，其主要禁忌塬先不过是不吃猪肉、不进汉人餐馆、一般不到汉人家吃饭等；现在则被无限扩大化，变成了以“哈拉力”( 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哈拉木”( 违反伊斯兰教法的)为标准，来区分清真与非清真、穆斯林与异教徒。在此观念下，凡与政府、汉人甚至现代化相关的东西都是“哈拉木”；也出现了“清真香皂、牙膏、衣物、家电”甚至“清真马路”的说法。而且隐蔽的“宗教执法警察”，甚至在乌鲁木齐二道桥以南的街道上“义务执法”，骚扰穿着短袖、短裤、现代裙装的维吾尔女性。
维吾尔知识分子倡立法
不少维吾尔有识之士对此非常担心，近期相关文章就有不少，例如阿扎提·苏里坦《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弘扬维吾尔优秀传统文化》、吐尔文江·吐尔逊《给暴力未根除的新疆七条建议》、库尔班江《暴力恐怖分子让人深恶痛绝》、祖木来提·阿不力克木《暴恐分子一次次绑架维吾尔民族》等等。甚至有维吾尔知识分子提议，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极端宗教的身分与界线，以便展开针对性的打击，同时又避免打击扩大化的问题。总不能说这些人都是政府“走狗”、维吾尔人的“叛徒”吧？
姚新勇广州暨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