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忍的1978年
在那个坚冰仍在的年头，立在潮头的改革者，无暇叙离乱和忧伤，山河破碎待重整，需要百倍的勇气与坚忍的决心推动时代前行。
1978年，是习仲勋处境好转的关键一年。
自从1964年和习仲勋分别后，张志功每天都在挂念着他。这位昔日的副总理秘书被贬到了济南，在一家生产军用电话的工厂里做行政科长，负责后勤工作。
1978年，随着江青等4人失去权力，邓小平恢复了工作，频频传来老同志们重返工作岗位的消息，而张志功也每天盯着报纸，找寻着习仲勋的名字。
当年2月，《人民日报》发布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开幕的消息，用一个整版刊登参加会议的各界人士的名字。这实际上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解放”一大批被打倒的党政高级干部。
那一次，习仲勋出现在了特邀常委一栏，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向中央请求出来工作得到的回应。
看见习书记名字的张志功立即请假赶到北京，在北京日坛全国总工会招待所（当时习仲勋在北京已经没有住处了），见到了分别16年的老领导。
电话工厂的行政科长和刚刚卸任的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张志功还记得，再次见面时的习仲勋两鬓斑白。
“他去看老同志，彼此诉衷肠。他的头发白了，不停地和老同志们问好，都是问家人是否还安好，子女是否还安好，问到最后嗓子也哑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但是习书记很兴奋，红光满面，我见他第一印象就是这样。”
张志功说，习仲勋拉着他的手，俩人的眼圈瞬间就红了。习仲勋沙哑着嗓子问道：“志功啊，你还好吧？”张说：“好，好得很。”然后他们都不再说话。
没有叙离乱和忧伤，破碎的山河还在眼前。
1978年6月，张志功接到广东省委的电话，要他立即赴广东报到，继续在习仲勋身边工作。之后的几年，张志功一直跟在习仲勋身边。
他们再也没有谈到“文革”期间自己的苦。“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没有要谈这个事情的感觉。”张志功告诉《博客天下》。
习仲勋已经60多岁了，他需要讨还那十几年失去的青春。张志功用诗句描绘两人的状态：“心潮起伏岂无语？互道珍重向前看。”
深圳市接待办原副主任张国英陪伴习仲勋经历了离休后的生活，在深圳静养的习仲勋有时会主动和他聊起往事。“习老说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重新工作，突然觉得之前的等待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失落和无助让这个老人懂得缅怀往事和怀旧于事无补，他尽量弱化曾经的苦难和悲伤，不断用自己剩余的精力，为这个国家多做一点事情，再做一点事情。
当时已从广东省省委常委调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邹瑜，在1978年初再一次见到习仲勋。这次见面与当时的整风运动有关。有人反映邹瑜在湛江任职时对一位干部的提拔负有责任，该干部被认为有经济问题，于是他被广东省委远程召回参与会议。
后经查证，那位干部的任命是省委的决定，与邹瑜并无关系。于是会议结束时，主持会议的习仲勋安慰他：“你没有事，没有你的问题，回去上班吧，广东是你的老家，要经常回来走走。”一边说一边为他系好衣服上的扣子，送他出门。这让邹瑜感激至今。
习仲勋的这种包容，张志功体会更深。在他眼里，习仲勋可以忍耐同事或者下属的不敬，甚至宽恕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但是在为别人平反一事上，他一刻都不能忍。被冤枉了十几年的习仲勋到广东后很快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
张志功印象深刻的是，习仲勋曾连续10次接见“李一哲”案件的代表，他提到“自己四天没有回家洗澡”的尴尬来缓和现场激动的气氛。
在处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时候，有人称“彭案”不能平反昭雪，否则就要上告党中央。一向儒雅温和的习仲勋一下子就展示了雷霆一般的力量，“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一霎时，他还是那个把脑袋挂在腰带上，和旧军队的大兵烧香磕头喝血酒的兵运达人。
1979年初，张志功在整理群众给习仲勋的大量来信时，发现有一封未署名的信指名批评习仲勋“习以为常”，意思是“习”初来广东时劲头很大，后来渐入“常规”，雷声大，雨点小，没了锐气和魄力。习仲勋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了这封来信，表扬了写信者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这个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自己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亲历者，习仲勋更多被后人铭记和提起的则是处理逃港潮时的见识。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
逃港在1960年代饥荒时曾经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1979年，刚刚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习仲勋从来都不是一个铁腕的打击者，历次运动当中，他要么是被捆着的人，要么是尽力回护同志、给同志松绑的人。
1979年5月，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到深圳检查收容站，发现只能容纳300人的站里挤得一塌糊涂，原来那里面关的都是当地曾试图偷渡到香港的居民。刘景范要求方苞立即放归收容者，但方苞担心回归社会的收容者们会继续外逃，表示无能为力。
这件事很快被习仲勋知道了。他忍不住发了火，认为方苞所代表的市委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式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很快，习仲勋派出时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黄静波纠正方苞的错误，并要求后者立即放人。
方苞无奈地要各个公社派出货车把这些偷渡者拉回他们自己公社的收容站。车行不到10公里，有偷渡者就说要小便，一下车，众人一哄而散，夜色降临，谁也追不回来。几天后，同一批逃港者们拖家带口再次奔向深圳河。
事后，习仲勋在广东惠阳开“防止外逃”的会议，他将方苞叫到自己的房间，讲了这样一席话：“你在深圳（处理）防外逃事件还是很有经验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当时我们省委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当时我们也是考虑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叫你们放人。”
方苞说觉得习仲勋的言语里有自我批评的意思，也带有些许劝慰。“你敢于提意见是好的，你的意见是对的，静波同志没有及时反馈，他是执行我们省委的意见，这事不能怪他。”习仲勋向他解释。
在方苞的观察里，像习仲勋这样能容忍异议、敢于自我批评的人，在当时并不多见。同时，他也认为习仲勋是一个“反潮流”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断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有两句话是“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而广东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突出的就是当时惠阳地区的惠阳县和紫金县。
“当时整个上面（中央到省委）都是批判包产到户的，省里是要求通报、扭转，省里分管农业的是薛光军，他也是主张不搞包产到户。在一个农业座谈会上，薛光军作了个报告来贯彻中央精神，惠阳地区被他批得灰溜溜的。”方苞回忆。
起初习仲勋也是按照中央的精神拟要求，薛光军是他信任的副手。但惠阳在农业座谈会上不停强调包产到户的好处，习仲勋也没有再提处分的事情，而是容忍了包产到户的情况。“他当时说现在生产落后，老百姓这么搞也有一定的道理，等到收成以后再做结论。”
这十几年，习仲勋见证的都是底层的生活和疾苦，这使得他有了“反潮流”的勇气。
“他反潮流都是反不正确的潮流，他异见都是针对不正确的东西异见。”方苞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