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耐的1962
1962年是习仲勋的大转折，国务院副总理突然被打成反党分子。
1962年的习仲勋迎来了自己必须苦苦忍耐的一年。
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不久——这也是他一生中在政府系统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因一本叫《刘志丹》的书，习仲勋被认为是在“利用小说反党”，他一度入狱，后来又被下放。
《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作者是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时对很多主要将领、官员的名字做了虚化。
作为刘志丹的老战友，习仲勋一直不支持这本书的写作，建议李建彤停笔，遗憾的是作者追求红色史诗的写作冲动，编辑和出版社也持乐观态度，这本书最终顺利出版。
书中另一个正面的角色就是习仲勋。对习仲勋的正面描写让康生看到了苗头，这位才华横溢但长于调查与铸造冤狱的高级干部把这本书以“用小说反党”的评价提交给毛泽东。
习仲勋被当做“反党分子”投入监狱，后来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得以“读书”的方式恢复有限的自由。在很难揣测自己命运的日子里，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忍”和“等”。
张志功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末曾先后两次担任习仲勋的秘书、陪伴习仲勋长达20年。刚刚探望完习仲勋夫人齐心的他，在深圳接受了《博客天下》的采访。
张志功把习仲勋被“一撸到底”、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评价为“是习仲勋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落差”。
在新出版的一本名为《难忘的二十年》的书里，张志功还原了习仲勋从刚得知消息时微妙的心理变化：
“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虽然已是深秋，但空气异常沉闷，公园里游人稀少，只听见阵阵蝉鸣。我默默地陪伴习书记走在没有路灯的曲折小径上。”
这是北戴河会议上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称他利用小说《刘志丹》“为叛徒高岗翻案”的第二天，习仲勋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直到晚饭后才决定去公园里走走。
不久后，习仲勋就被隔离审查。若不算国民党的监狱，1962年是习仲勋第二度入狱。
上一次入狱也是习仲勋正春风得意的时候，1935年，因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发起的一场肃反运动，一年前刚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年仅22岁的习仲勋，和刘志丹等陕甘边区数百名干部遭遇逮捕和残酷审讯，一些人遇害，习仲勋、刘志丹等也差点儿被活埋。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他们才被解放出来。
这次经历使得习仲勋对权力和政治特别谨慎小心。
他37岁时，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一职调任宣传部部长，老宣传部长陆定一改任副部长，为此他一度感到不安，直到毛泽东消除他的顾虑。
之后相继被调入北京的另外四大中央局书记还有邓小平、高岗、饶漱石和邓子恢，当时人称“五马进京”。进京后的习仲勋在1959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习仲勋和“五马”中级别最高的高岗（1949年国家副主席）同是西北的老战友，但在高岗被调往东北之后，习仲勋接手了西北局的工作，有人当着他的面称呼他为“西北王”。
习仲勋对这个称呼极其反感，立刻严禁有人这么叫他。虽然只有三十多岁，习仲勋已经尝过了失去自由的味道，肉体上也有那次牢狱之灾的烙印，带了很多年。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负责保卫工作的邹瑜第一次见到了习仲勋。邹瑜后来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部长。2014年3月，94岁的邹瑜在北京木樨地北里的家里向《博客天下》提起当年的情况。
“当时他把在监牢里挨打的后背露出来给我看，还有伤痕。”邹瑜说，“我跟他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对他印象非常好，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是群众里头走出来的领袖。他退休后在深圳休养，我还去看过他几次。”
习仲勋从来不是一个长于反击的人，也没有主动进攻的天赋，他几乎什么都没说、没做，却被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帽子；被扣上了一顶“反党”的帽子之后，他却除了说明情况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没做。
习仲勋被办成了一个反党集团案。和所有被办成集团案的案子一样，主犯要交代同伙。
“习书记（中央西北局书记，尽管后来职务变化，张志功一直这么称呼自己的老首长）在蒙冤受屈的日子里，对所谓‘反党’问题抱着尽量少牵扯别人的态度，能揽的就自己揽过来，宁可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尽可能不连累别人。”张志功说。
张志功一直记得习仲勋的一句话：“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尽管身处逆境，习仲勋仍自己扛下了许多事。
张志功也被审了很久，同样他没有做出对习书记不利的证词。
1962年被“一撸到底”的习仲勋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被进一步批斗。
如果搜索关于“文革”的老照片，有一张黑白照片是无法绕过的，一位低着头挂着黑板的中年男子被红卫兵扭住，黑板上写着“反党分子习仲勋”。
造反派把他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但他多年后还为他们开脱：“他们年轻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
张志功也多次以陪斗的身份出现，目睹习仲勋被推搡，进而拳脚相加。他回忆，一位曾在习仲勋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也参与了揭发，并爆出“猛料”，让他深感震撼和遗憾。但习仲勋并没有因此记仇，“多年以后，这位同志因生活困难写信向习书记求援。习书记没有计较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段表现，仍然伸出援助之手帮他解决了困难”。
在看似没有尽头的、无休止的受迫害中，懦弱者往往会胡乱攀诬朋友，刚烈者则容易陷入绝望，最终做一个了断。习仲勋却展现了自己能持久作战、善于忍耐、等待和乐观的一面。
这个擅长搞兵运的老共产党人天生能够化敌为友，革命岁月里，他曾经无数次地和白军老兵们结拜金兰。这次被打倒后，又和在西安时负责看管他的西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红卫兵孟德强成了忘年交。孟德强提到有一次习仲勋跟他开玩笑，趁他下楼买东西时藏了起来，正当他不知所措以为习仲勋被抢走了时，习仲勋却扮着鬼脸从门后闪出：“我被红卫兵抢走了，看你给学校怎样交代。”
孟德强帮习仲勋寄过两封信给毛泽东，一封是希望制止武斗——习仲勋的一只耳朵被斗聋了，一封是建议中央发文件保护春耕生产——“红卫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种庄稼”。这两封信最后都杳无音讯，让习仲勋很沮丧。
1975到1978年，习仲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下放劳动，这已经是他即将走出人生最低谷的年头。人们最常看到的一个场景是：习仲勋捧着刚买来的茶叶蛋或是烤红薯，坐在菜市场摊亭的马扎上，边吃边和老太太们聊天。
曾经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正在虚心请教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律：鸡蛋为什么贵了？
老太太们的解释是，天旱，农民不愿意卖，按照原价，鸡蛋收不上来。习仲勋点头称是。
当时的习仲勋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即将迎来中国市场经济第一大省负责人的职位。
习仲勋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