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仍没有放弃。2013年年初，他到北京找到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是他找到的第一个法学专家，陈兴良对高尚的案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此案二审是“不告而理，不审而判”。
陈兴良认为高尚案件的“申诉几乎走到头了，再想翻案难乎其难”，因为“这个案件从基层法院的一审，到中级法院的二审，再到高级法院的申诉驳回，最后是最高法院的申诉驳回，已经走完了我们国家的四个审级”。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同样不乐观：“这个案件有一个后遗症，要判他无罪的话还要还地，怎么赔损失，谁也不敢说什么法律了，承担不起。”
不仅如此，高尚还找到了淮北市人民检察院的人民监督员，把案件材料送给了9名人民监督员。淮北市古代雕塑艺术馆馆长马高、淮北市著名慈善家彭庆英等4位人民监督员签名将此事提报市检察院、省检察院与最高检，“建议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能启动再审程序重新审理”。
马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高尚带了一大摞材料送到博物馆，我看了很久，觉得这起案件是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扯不上关系。”
马高等监督员在研究材料后邀请了一些淮北市的法律专业人士研讨，并约谈了高尚和孟宪君，然后起草了一份《高尚刑事案件情况反映及建议》。
“我要把一些疑点和认为不正确的地方报告给各级领导”，马高说。
高尚在看守所的一年零4个月里，住的是一间大监室，一般常有十七八人，多的时候有20多人。监室里是一张水泥砌的大通铺，上面能睡10来人，另外的人睡地板。高尚说他从来没睡过地板，“可能我进去一身正气，大家都比较让我”。
有一天早晨放风，监室的电视里正在播神舟六号发射，看守所的上空飘着一团团白色的云彩，高尚的心情尤其低落，“这个案子本身是个错案，根本不应该有，但是我迟迟出不去”。
如今缓刑期已过，高尚依旧不放弃每一个可能得到平反的机会。“我为什么对这个案件这么执着，坚持到底？中间他们说要谈判，可以帮我把土地追回来，我都不接受。既然是司法体制造成的，那我就要通过司法体制来解决。”
(原标题：退休检察官向最高检举报自己办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