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说到计划生育，也是大家一直垢病很久的一个东西。现在发现搞了三十年下来，各种问题暴露的越来越多。那您对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有没有非常紧迫需要调整的必要？
陈志武：我知道中国现在包括我自己内，有很多的人是主张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的原因呢，我的考虑比较是权利的角度，因为自己想要多少小孩，它应该是自己的事，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
但是在中国历史方面确确实实有一个现实，因为原来的话，中国人很喜欢多子多福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原来之所以有那样的偏好，就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发达，市场本身也不发达。所以原来的话，家庭家族是一个最主要的给中国人带来安身立命，互通有无，风险资源共享的一个体系。原来没有太大的市场，也更没有金融市场，所以你为了解决生老病残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有的人会不幸运，没钱了，也没有办法去生产，没有办法创收。这样一来的话，通过以家庭家族单位的交易体系，确确实实可以让中国人活下去的概率提升很多。原来都是追求四世同堂，但是这种观念在经过了五十年代医疗技术革命带来的好处还没有改变。我主要指的是像青霉素、黄链素一些抗菌素在二战末期被发明，后来在五十年代末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广。
所以到了1957-1958年左右，一直到六十年代，在中国包括中国农村也广泛的推广。因为这些青霉素、黄连素的医药革命，一下子使得不只是中国，所有国家婴儿死亡率大大的下降。就像我母亲最早的两个小孩是在五十年代之前出生的，就简单的细菌感染拉肚子就没办法活下来。但是有了抗菌素以后，这些基本不成问题，这样一来的话，新的医疗技术使得每生一个小孩，99%的概率这小孩能够活下来。多子多福、医疗技术两者加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的人口从五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初开始直线上升，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中国的人口从原来的三亿左右上升到六七个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要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有他的必要性，所以我能够理解，也基本上赞同。这个跟我刚才讲到的我们有选择的自由也有一些冲突。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今天的人口出生率大概只有1.4%左右，这个跟一般社会为了保持长久维持现有人口至少要有2.1%的出生率相比要低很多。更何况中国这个社会，那么多的人只有独生子女，由此带来的文化和人们生活，对一辈子的理念和幸福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我知道我有很多学生都是独生子，这些年下来，他们从耶律大学毕业，放弃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作生活的职业发展的机会。因为他们跟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分别是两家的独生子女，他们夫妻在国内至少有四位父母需要他们的照顾，尤其有的还有爷爷奶奶。
对于年轻的中国人和现在慢慢进入中年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的负担实在是太大了。我的话就比较幸福，我还有五个兄弟，虽然我父母都不在了。但是前些年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不需要受到这种约束，我可以真正的去远走高飞没问题，我还有一个兄弟在老家附近，可以去照顾父母。所以相比之下现在的80后、90后年轻人就没法象我这样真正自由选择的远走高飞。
记者：说到80后、90后，其实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买房子的问题。上一个十年从00年代开始，其实是一个房价持续上涨的十年。新十年现在已经开始了，大家发现苗头又是要上涨的趋势。昨天新的数据显示，除了温州以外，其实所有大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下的新十年，会不会还是房价上涨的十年？或者上涨的支撑力度到底足不足，还是真的是积聚越来越多的泡沫。
陈志武：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未来十年不会是维持房价总是持续增长的10年，可以有99%的把握。因为中国经济增加到今天，很难按目前的模式每年都7%、8%甚至是6%持续增长下去。上帝对中国过去的30几年非常照顾，但是我们都知道根据人类社会历史来看，国家的兴衰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总是在快速的增长下去。
当年的例子可以数很多。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荷兰快速增长，然后18、19世纪一段时间里面是法国、英国。英国经历了200年左右主宰世界的时期，中间也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到20世界初总体上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是不是能够长久持续，改变前几个世纪其他国家都没办法避免最后走向衰落的规律，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世界历史几千年来看，还难有一个国家总是能够快速、持续的增长下去。从数学上来说这也是不可能的，从人类生存需求方面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正因为中国现在处于非常关键的状况下，正因为现代已经建立的既得利益群体那么强大，所以大家都希望看到更关键的改革。否则的话很难再持续正常下去，但是既得利益群体是不可能轻易作出让步的。从中国看到的现实也至少可以让我们理解世界几千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总是在适当调整政策调整体制的时候都能够理性的作出调节，就是因为经济增长繁荣一旦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各个人种都很难去避免自己变得越来越自我膨胀，越来越非理性的自信，下一步就开始进行一些很愚蠢的事，自己砸自己的脚。没有哪一个社会可以完全避开人的行为规律。所以我希望中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时候能够向世界各国证明我们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尽管有很多利益群体的阻挠和阻力，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做出必要的体制改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不仅仅是我服了，而且我相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会更进一步佩服中国做事情的理性，做事情的决心和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