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管
“此后专案组几乎每隔半个月就会打来电话，明确告知只有这么一条路，不托管也得托管”
身为李俊家族中“幸免于难”的年轻人，李占魁目睹了差点毁掉公司的前后经过。李占魁出生在1985年，2007年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2009年1月到叔叔李俊的公司做资金专员，2010年专做战略投资专员，到案发后10月26日开始全面负责公司事务。
在狱中，李俊的外甥、俊峰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台士华授权李占魁负责公司的资金往来，但授权书上同时明确：公司任何资金进入均需要向专案组汇报，同意后支付。这使得李占魁虽然是名义上的负责人，真实情况就是专案组说了算，他只能“上传下达”。
在李占魁上任当天，专案组收缴了公司的财务凭证、财务章、法人章等所有公章。而在这噩梦般的两年间，李占魁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不听指挥，我们就弄你，你当时逃过一劫，是我们领导放你一马。”
2011年1月，专案组第一次找李占魁谈托管事宜。谈话中专案组提到，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贷款3亿元，而公司的账上资金只有1亿多元，这样要资金链断裂的。与此同时专案组向他暗示，他们是侦办文强案、彭治民案的“091”专案组，接管彭治民案的(托管)模式可以借鉴，重庆打黑涉及的民营企业都是这么做的，并让李占魁回去找一下律师。
过完农历年3月份，俊峰有一笔华夏银行4500万元贷款到期。专案组此时又对李占魁说，政府已经不相信你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再次明确要托管，这样的话可以先把资金引进来，企业只需要出托管费与资金占用费。
根据李占魁的描述，此后专案组几乎每隔半个月就会打来电话，明确告知只有这么一条路，不托管也得托管，“到2011年4月这个频率就是每周一次，甚至在清明节等法定节假日也不例外，到了5月份就变成3天一次。”专案组向李占魁表示：我们的领导很着急，这也是为你们企业着想。
不久后，专案组在私底下召集了企业的原料供应方与施工方，根据参会人员的证实，专案组在会上表示：俊峰资金压力大，你们有能力做就继续做下去，工程款在清算后结清，如果不愿意做的现在可以退出，立即给你们结清所有款项。同时，这个信息也被通报到了银行，银行就要求提前还贷。
迫于压力之下，李占魁找到了专案组。专案组当时告知他，唯一的做法就是托管，要求企业成立托管谈判小组，并提供了托管指定的意向单位，重庆沙坪坝区城投公司进行谈判。然而在谈判中，俊峰完全处于被动。由于专案组以案件调查为名，要求俊峰提供总资产、净资产、土储备、流动资金、贷款等信息，这些信息最终被沙区城投掌握，在后来的谈判中，城投公司对在建项目的资金缺口也一清二楚。
在这种情形下，俊峰集团表示出抵制，由于对方坚持要求获得公司的控制权，谈判陷入了僵局。在此期间，公司账上的两亿元被划走，这是按照重庆市财政局下发的文件，关于打黑资金专项管理的通知，要求重庆各区县在侦办打黑案件时资金归拢到各地的财政局进行统一管理。在这个政策下，公司的两亿资金被划走到财政局的账上，当时的名义是“罚金”，财政局进行预先收缴。当时账面上只剩下2000万元，留给公司生死有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