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何变得偏执
并非每个体制内的上访者都如此平和理性。
2012年4月，原福建寿宁县信访局局长柳乃华和家里的亲戚30余人，就在厦门市政府门前长跪不起，以此为在厦门打工突然死亡的女儿柳镠“讨公道”。
“信访局长下跪上访”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
部分体制内的上访者之所以会越来越偏激，与他们的心理落差不无关系。
2008年，因为妻子胡敏面临被自己的单位解聘，湖北孝感中院助理审判员冯缤先到孝感市劳动局等部门“讨说法”。多次无果后，冯缤变得有些激动，不仅将自己的“老板”——孝感中院告上了法庭，还穿着法袍上访、与人拳脚相搏，甚至一头撞向从湖北省高院里开出来的车……
虽然孝感中院方面，曾多次与冯缤进行沟通交流，希望不要把事情闹大，但冯缤却固执地要求孝感中院必须与胡敏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尽管胡敏只在孝感中院连续工作满8年，而非10年。（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便可与单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冯缤与柳乃华一样，认为“信访局能力有限”，下跪、上访、拳脚相搏无非是要见“领导”、盼“批示”。也许正是基于对“法治”的缺乏信心和对“人治”的依赖，以及对“信访局夹在老百姓和应该负责的相关部门中间，难受啊”的职业理解，才让他们的上访之路越走越偏激。
偏激的体制内上访者，最大的相同点还有“执拗到底”。这与他们个体的“上访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下跪后，柳乃华解释称，当初到市政府门前上访更多源于亲戚，“我那么多亲戚在那里陪我们一个多月了，天天都盼着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他们都很急很急，所以就跑到那边去，想找到市主要领导。”
之所以会下跪，更是因为“我的亲戚们先跪下去，我后来到那里，我支撑不住了，一下子就蹲下去，就摔下去，后来就坐在那里。”
与体制外的上访者相比，他们显然更容易被现在朋友、过去同事的眼光、劝说等外部因素裹挟，不得不在上访路上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