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类上访者
“体制内的上访多着呢”，一名在市、县、乡均工作过的官员称，只不过他们很少为外界所知。
以上访理由为标准，体制内的上访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如董超这样，自认蒙冤而上访。他们人数不多，但外界了解最多的反而是他们，例如“湖南级别最大上访户”谭照华。
2003年，谭照华因受贿5万元、挪用公款4000多万元，获刑8年。但这名原湖南省物资厅厅长坚称自己无罪，此后6年间，申诉不断。
在超过40次进京申冤、写下两大箱申诉材料、从62岁变成72岁之后，2009年9月，谭照华案再审开庭。最终，昔日被称为“三湘第一贪”的“谭照华贪腐大案”，被证明是一起错案——2011年1月，湖南省高院宣布为谭照华平反：撤销原判，谭照华无罪。
谭照华并非典型的案例。这类上访中，当事人与司法机关大多数均有瑕疵，但一方“非要有个说法”，另一方因当事人是体制内的人，判决牵涉较大而拒不松口，致使难以息访。
第二类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上访的体制内人员。2002年就退休的广西桂平市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就是这样一个体制内上访者。
2007年，因为“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吴宗明家的房子面临拆迁。由于认为拆迁补偿和安置不合理，吴宗明从一个接待上访者变成了上访者。
“有时候想想，觉得也挺可笑的，信访办主任上访。”吴宗明自嘲，“然而，除此之外我已没有更好的办法。”
感觉穷途末路的也许还有梦鸽。8月19日，梦鸽因为其子李某某案件，到公安部信访办公室上访，递交资料。此刻，她与吴宗明并无差别，只不过一个已经退休，一个仍在岗位上。
当然，体制内的上访并非总是涉及自身，也有出自公心，上访举报腐败或其他问题。这是第三类体制内的上访者。
这其中，退休老干部是主要群体。例如2011年，因为时任领导借旧城改造“侵占耕地、强拆民房”，以及存在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山东平度市原人大主任等十余名老干部集体上访。
最近落马的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也因为主政六安市期间卖掉机关大院，引发老干部不断地给省市领导和中央领导写信。
他们是怎么上访的？
与体制外的上访者不同，体制内的上访者一般否认是上访，称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例如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退休医生陈玉莲。
陈玉莲是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妻子，2010年，她在去找湖北省政法委副书记时，在湖北省委大院门口被保安殴打。
虽然她否认自己是上访者，但找政法委副书记，陈玉莲主要是为两件事，一是自己职称和待遇问题；另一件事是几年前她的女儿在湖北省某大医院治疗时，“因为医疗事故去世，属于非正常死亡，法医鉴定非常清楚，公安机关早立案了，但由于一些干扰，案子一直没办下去。”
体制内的身份显然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特权，制度面前无人例外。
但相比较而言，体制内的上访者更克制、冷静。他们熟悉体制的运转规则，知道如果过激，“接访人员或者相关单位只会把我们视为麻烦制造者，这样对于问题的解决反倒有反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吴宗明不主张“钉子户”们去国家信访局上访，因为“那里人那么多，不要说解决问题，能有说话的机会就不错了”；他也不参与“钉子户”们集体上访，因为人多了不符合《信访条例》的规定，再说“影响不好”；他承认上访作用有限，但“毕竟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一个渠道”。
“我们不是要捣乱，只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一再强调。
他们大多知道底线在哪儿，除非迫不得已，更愿意独自走在上访路上，很少希望公众或者媒体介入，即便等待一个说法要很长的时间。
平度市老干部上访被曝光后，就颇为谨慎，不愿意通过媒体扩大影响。一名老干部说，自己是党员，上访举报问题是内部矛盾，应该在体制内悄悄解决。而且他觉得将举报对外曝光“没有意义”，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们的目标也更明确。谭照华近十年的上访路中，没有漫天撒网，就只找最高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