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心理也一直贯穿许迈永长达十多年的违法过程中，“群众不时有举报，组织上也给我敲过警钟……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我还错误地认为，群众的举报涉及不到核心问题，他们掌握的只是皮毛，只要自己不露马脚，不主动向组织反映问题，是查不到自己的。”许迈永在忏悔书里说。
原标题：落马官员：失去的世界
藉由辩护律师的观察和接触，人们得以探究落马官员的人性弱点与反腐体系之制度困惑，以期为未来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种借鉴
本刊记者/申欣旺
随着刘志军、李春城、刘铁男等一批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越来越多的“老虎”被揪出，人们看到了权力腐败的制度弊病，同时看到的还有贪腐背后的信仰缺失。
从位高权重到阶下囚，落马高官在短时间内经受着各自最大的煎熬。痛定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自省，曾经在各种场合信誓旦旦要为之奋斗的理想不再，是他们抛弃了治国理政的舞台还是被舞台所弃？
他们身陷囹圄之痛苦、焦虑、苦闷，或许还有后悔。但由于处于羁押状态，自由受到限制，限于法律规定，在判决之前的很长时间，除了办案人员，落马官员只能见到辩护律师。律师成了他们精神的寄托，倾诉的对象。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包括钱列阳、许兰亭、杨矿生、韩嘉毅、高子程、张青松等在内的多名曾为高官辩护的刑辩律师，试图通过他们的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探究落马官员的人性弱点与反腐体系之制度困惑，以期为未来之廉政再造提供某种借鉴。
心理落差是第一道关
落马后，案件是这些官员们首先要应对的大事，但面对案情，他们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有些官员精神颓丧，从一开始就拒绝律师介入，认为辩护无用。比如原黑龙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自己不找律师，不知道律师在案件中能发挥什么作用。即便后来请了律师，也比较沉默，对律师没什么要求。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中就是如此。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第二分院对刘志军进行审查起诉次日，检察官便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但刘志军主动放弃了这一法定权利。
随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钱列阳担任辩护律师。2013年春节之前的第一次会见并不愉快。
“我们见面之后，我跟他介绍自己，告诉他受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为他担任辩护人。”钱列阳这样回忆。刘志军的答复则是，“审查起诉意见都对，我完全签字。”
很显然，刘志军对律师采取了不配合的态度，而这种状况，在此后几次会见有了较深的交流之后才得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