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某副省级高官落马后曾深刻反思，他本人学问做得不错，却在官场上折戟沉沙。谈及人生前途时，他和钱列阳说，“如果不走仕途，到高校做学者会好很多。”
因与律师谈人生而改变原来抵制辩护的案例也不少见。会见律师之初，刘志军的态度是“不谈高铁，不谈法律”。辩护律师钱列阳说，刘志军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
当然，这些与律师的交流也让他知道了一个新词——“中国梦”，甚至在后来的庭审陈述中，他后悔自己不能为“中国梦”做出贡献。
高官的“亲情”
在落马高官中，很大一部分是受累于亲情。事实上，亲情在落马高官的内心大多分量很重。上述江苏省副省级高官，儿子身体不好，也没有工作，由儿媳常年在家照顾，儿媳也因此没有工作，后来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为其儿媳提供了一个挂名的工作，不用去上班，但领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资，这成为他落马后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之一。
这位官员刚开始并不认罪，认为这是儿女的事情，自己一分钱也没要，也因此始终不认罪。钱列阳说，“我跟他说，只有高官的儿媳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谁会给你提供一份不上班还能拿不少工资的工作呢？他有通情达理的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他就承认了。”
另一位天津的副省级官员落马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位官员仅有一女，在美国留学，为了给女儿解决住房问题，便接受他人为其女在美国所购的住房。被立案调查后，这位官员将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特别是对孩子的责任都揽起来。而最终心理防线被突破，也是因为对其女儿采取协助调查。
一旦失去自由，官员们最挂念的往往也是自己的亲人。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见到律师高子程之后，刚开始以为是检察院提审，非常不耐烦。当高子程表明身份，称自己是其妻子委托的律师为其做辩护时，陈良宇首先迫不及待地问起了家人的情况，尤其是父亲的身体状况。
刘志军在狱中常问其老母亲是否尚在人世。而谈及自己的女儿，则会显得开心，总和律师说自己的女儿外语很有天赋，不怎么学，却成绩很好。
上述江苏落马高官夫妻感情非常好，羁押在合肥期间，律师前往会见，其爱人为了送去衣物，从南京出发去合肥，却因为大雪七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天一夜。钱列阳将此情景告诉他时，这位官员非常感动，反复地说，“太太辛苦了，太太辛苦了”。
另一种“本色”
与很多落马官员法制意识淡薄不一样，也有官员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后，格外珍惜自己的法律权利。
北京中同律师事务所主任杨矿生曾担任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的辩护律师。杨矿生说，“会见文强时，跟其他人不同，文强先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个要互信。‘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我不会误导你，你也要把你对这个案子的真实看法告诉我，不用瞒着我，既使你认为我犯的罪够枪毙了，你也要告诉我’；第二是要依法，文强说，‘你要依法充分辩护，我有什么合法要求，你要转告有关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