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连年发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是国内目前能看到“仅有的”对干部状况的调查分析。它以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百多位司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从一个视角揭开了领导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但肖唐镖认为，该“蓝皮书”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缺乏对官员们关于政治改革的心理与要求的系统分析。
由于缺乏此类分析，使得以官员为目标群体的“防腐、反腐”宣传“乏力”而“无实效”。
肖唐镖发现，由于公务员队伍或曰“政治精英”阶层在思想上高度“政治化”，在主旋律场合不会表现出这种“信仰上的摇摆”，但如果“私下聊”，就会表露无疑。而在马列主义信仰产生“摇摆”的同时，官员又不能选择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同时，公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健全又未使其建立合于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导致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尽毁”。
“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法制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官员走向贪腐就是必然的。”肖唐镖说，“看透了贪腐官员的精神世界之后，再想求一个解决之道，终要回到一个词上：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的程萍教授亦认为，对官员进行精神层面“干预”，需教育与约束并重，“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并举。面对新媒体条件下新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生成和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与行为，制度建设首先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健全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体系。
“官员，特别是高官，手握国家公器，因此，其思想和信仰便具有一种‘公共性’，‘公共性’的问题应纳入公共规范中，接受公众监督，承担公共责任，为公共制度所约束。”肖唐镖指出，官员的思想、道德、信仰这些“公共性”问题，最终要回到民主法制的基本精神上，才是正解。
原标题：忏悔书里的“心迹”
近年来，越来越多落马官员的“忏悔书”见诸媒体报端。和官员风光在任时的各种讲话相比，这些坦白内心的“忏悔书”往往更吸引公众眼球。
自2002年12月10日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在“廉政周刊”中开设了“忏悔录”专栏，专门刊登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至今已经超过十年，累积刊登了超过500位落马官员的忏悔书，其中包括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河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山西省原省委副书记侯伍杰等省部级高管的忏悔书。
“官员忏悔书中，有一部分是空话和套话，但也有一部分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负责“忏悔录”专栏的编辑孙艳敏说。
“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轮到我了”
对商人和企业家的“羡慕妒忌恨”是很多官员走上贪腐之路的心理根源。
“看到老板一个个大把大把地捞钱，潇潇洒洒生活，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念头。”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落马后自述。
已被执行死刑、被媒体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也曾有过类似“心理落差大”的感叹。“1993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有个企业老板高某送给我1000元美金，说是给我的出国花费。我感慨到，就凭自己挣的这点工资，想到国外买东西，那只能是望洋兴叹。当时，我感觉搞企业真好。”许迈永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