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触屏时代来了，舆论空间大了，却暴露着似乎是越来越丑恶的现实和部分博主的愚蠢乖戾。人们的知识和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难怪不止一个人或一个小派别在怀旧，各种旧。跟物质生活相比，文化、精神上的生活更需要调理。
人物周刊：如果今天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最想做的事情有哪些？
王蒙：让贤，回到电脑前边写小说。
左右之争
被现实政治轻轻略过
人物周刊：从14岁差5天入党到如今快八十了，您自己的思想也在新陈代谢吧。一些新的概念理念，您接受吗？
王蒙：新陈代谢是当然的，但有些新的提法我还没有细细地、全面地思考过。但是像法制，我想从上到下，没有人会反对。我也望文生义啊，法制里头就应该包含对宪法的严格遵从，难道我们的法律只有民法刑法，只管分遗产、打离婚官司吗？关键不在于名词解释，在于怎么去做。
我还有一个体会，像公共空间，这些提法都很有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这些名词毕竟出自欧美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观念，有些跟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对榫；而咱们一些土生土长的名词，像戴帽、松绑、统一思想，也不是欧美人弄得清的。自从我学了英语，我能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这一切：We are different。
我们有一种传统，大概念管小概念，大理论管小理论，理论管行动，这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证明很有效。但现在是时候反过来了，理论应该更多地倾听生活的、实践的声音。你现在到一个西方国家，想问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理论在主宰他们的国家，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基督教文明在治国理政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指导，基督教教义到底在引导人们的行为上发挥了多少作用，我真是没弄清楚。
人物周刊：那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吧。就像您在国外遇见的，无意中碰到了别人，人家的反应是Excuse me，这也没法用理论来解释。
王蒙：对，它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规范。我比较赞成现在这样，主流媒体很少谈论左右，不争论，做就是了，用实干、实际效果解答那些复杂的言语的分歧。实际上，照我看，这些左右之争都被现实政治轻轻略过了。
人物周刊：但一个政权，恐怕也是需要书生们争一争，论一论，互博互弈的吧。像您在80年代经历过的，逢单年反右，逢双年反左。
王蒙：这还真是一半牵强附会、一半事出有因的说法。1979，咱们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整顿媒体和文艺；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5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胡耀邦同志辞职。双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实现干部三化或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补一条革命化）；1984年，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即席发言“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提倡“宽松”，邓小平4次谈话讲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完全可靠的流年说呢？因为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些年，用高占祥的话说，是A系列和B系列（更偏向于改革者和更偏向于保守者）“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