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有人说，腐败是表象，真正的弊端是权力。在中国，是不是只有争权的文化和历史，缺乏限权的土壤？
王蒙：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有权力监督方面需要改善的许多事情要做；第二，中国有许多有效地使用公权力、遏制犯罪与混乱的事情要做。这两者理论上是一致的，实践上却有时互相掣肘。
权力过于集中
他必然非常忙碌
人物周刊：现在年轻人里头生出一支叫“毛左”的，可能是对现实失望之后的“隔代亲”。
王蒙：毛主席在生活上确实简单，他住的地方比较大，廊子比较宽、有檐（保卫人员可以休息），此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对什么金银财宝，没有一点点儿兴趣，我看过谁的回忆录，说有人在他面前数钱，他露出不悦的神色，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走开。他本身也不需要钱，他拿着钱上中南海小卖部买盒烟？
人物周刊：高层领导和现实、真实怎么就隔膜了呢？谁隔的？
王蒙：是啊，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1987年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敏感年，调原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来当副部长，有关领导在介绍的时候说：全国都搞包产到户，他不搞。这个说法已经够新奇的了。后来我跟烟台的朋友说起这事，他们大笑，说是恰恰相反：更早的烟台领导搞包产到户不积极，才换的济夫去主政。只能说明：领导太忙了，忙中难免出错。
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非常忙碌，那些大事小事事无巨细，能把他活活累死。说实在的，我见过的那些个领导，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中国没有上下分权的概念，就是局长的事情，部长不要管；如果局长做得不好，部长可以撤换他。但我们这儿，就一个分房子的事，部长都得过问，这本是房管科的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人们乐于传播他的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事迹，比如车过中南海，看到往日站岗的小战士换了人，要过问；交通事故，要过问；外事宴请添个莼菜汤，也要亲自安排……我一方面觉得周总理确实很辛劳很伟大，另一方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我们国家的政治运作是不是太前现代了？
官大到一定程度，想知道真实情况，不容易。经过庐山会议、“反右”斗争等等，全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不听话的，关键在于言听计从，紧跟照办。下面是什么心理呢？领导上你这儿来，看了、指示了、走了，万事大吉；看到听到觉察到某些闹心的事儿，弄不好大祸临头。所以那些弄虚作假、走过场、临时拉一队群众演员的事儿就这么来的。我说过，哄着领导高兴，不是功劳，是罪过。你只有让领导真正知情，才能正确决策，才能把问题解决。
如果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政治
我有那种宽阔与明白吗
人物周刊：重庆“唱红打黑”落幕之后，“新左派”行情下跌，因为人们嗅出了一点投机的味道。
王蒙：投机是一种人格评判，我没有资格对人进行诛心之论。从理论本身来看，我觉得新左观点用来讨论美国的问题是非常合适的：不要一味地现代化，不要一味地发展科学技术，要警觉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些提醒我认为也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