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参与许多政治生活
但政治不是我的主业
人物周刊：自传里反复出现胡乔木，为什么没有出现邓力群的名字？
王蒙：我与他接触不多，我也无意把自传写成……有一件事情是他，胡耀邦下台的时候，有一位分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找我，说别人意见比较大，把我在《读书》上谈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红旗》杂志上一篇谈文艺双百方针的文章送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看了，说写得“是好的”。邓力群对我传达这话时，高占祥也在场。
这个路线斗争啊，在中国有时候就变成派系斗争。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后来就变成站队的问题，你跟着谁的问题。“文革”之前还不那么明晰，“文革”发生之后就变成押宝，像赌马一样，我认为这匹马跑得快，押上所有的赌注，一旦胜利，会获得千百倍的回报。
我孙子小时候贪玩，我教训他说：“你都14了，怎么一天到晚光知道玩儿，也不好好读书用功啊？爷爷14岁的时候都入党了。”你猜我孙子说什么？“啊，你那时候没有什么玩具，没玩具你可不就革命去了吗？”我后来想啊，有点道理——中国人爱讲政治，政治常常占领了生活；如果人们都不像从前那样讲政治了，也许社会是真进步了。
我这一生参与了许多政治生活，我说话做事有一根政治的弦，我的命运跟政治也分不开。我相信政治是男人真正的事业。但我也渐渐看明白政治的一个又一个层面：理想性、浪漫性、务实性、计谋性、凡庸性、全局性，以及有些时刻很难说有或没有的私密性和阴暗性。政治不是我的主业，我始终坚持的是写作。我之所以是王蒙不是因为我当过什么什么，而是反过来。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影响和活儿。
贾平凹说“我是农民”，我觉得说得真诚。那我是谁？干部？从1948年到1957年，我是；1957年到1979年，划归另册；后来当然又是干部，但我在这上头花的时间远远没有我自个儿的读书写作来得多。后来想到一个“学生”，这更符合我一生的角色。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参加了革命工作，走到哪儿都没忘学习：学维语（1957年）、学英语（1980年）、学电脑（1991年）——用的五笔字型……2007年去俄国之前，我留了两个星期学一首俄语的歌曲，年岁大了没学会；回来以后，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它学会了。Далекб，далекб，就是遥远啊遥远。
我确实得到了不少利益、好处、待遇，但写畅销书也能得到那些好处。我看重的是更多进言的空间（2005－2008年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正部级职；2009年起任国务院咨询机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终身的）；对读者能提供一些参考，也很好。我前后当了15年政协委员，有过五六次在政协大会发言的机会，所讲问题也得到过中央领导的重视。我不能虚假地说，我一边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些事，一边是无奈。
人物周刊：1980年您跟新疆诗人铁依甫江去过善鄯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