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地下党的工作分几种，我们这叫群众工作：在群众中宣传打倒国民党政权的必要，发展外围组织与党组织的成员，组织小规模的不起眼的抗争——一个老师不好也可以罢一次课，总之不能让他舒舒服服的——简单地说，就是捣乱；一种叫情报工作，他不能以左派学生和异见人士的形象出现，他只要情报，所以自身形象越模糊越好；还有一种叫特殊任务的，比方锄奸、策反。现在的电视剧里，常常把这3种搅在一起，你潜伏搞情报工作的，还顺便锄个奸细、策反俩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人物周刊：当时你们有没有一些经费？
王蒙：没有，相反得自己花钱。1949年3月我刚参加工作，是自带铺板——三条木板两把铺凳去的，后来捐给了公家。我那时对革命的认识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现在有些人呢，我的还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
那会儿干部是供给制，全国也就分3种灶：大灶、中灶、小灶——从延安带过来的，它们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一年发两套衣服，大中小3个号；女同志每月津贴稍多一点儿，说是需要多一点卫生纸。就这点儿差别。新的政权在初期总是欣欣向荣、充满生气的。为什么那么多青年人投身革命，一对比，国民党是松松垮垮，一堆腐败官僚成天说着陈词滥调，共产党呢，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敲锣打鼓，都会唱歌儿……
人物周刊：可现在的腐败……来的路上，同车厢俩老先生正议论刘志军案：就该枪毙！
王蒙：咱们也毙了不少了，成克杰，那是国字头的领导人。毙不是最好的办法，关键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我曾经建议过纪委、监察部门直接对中央负责，行政跟监督两条线分开。现在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腐败是这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产物。
有些老革命，认为是改革开放败坏了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是，还能回到大灶中灶小灶么？还能让今天的领导人穿着带几个大补丁的衣裳，三步两步走进农民家，上了炕头盘腿一坐随便拉呱么？或者在窑洞里接见外国使团，接受国书？回不去了。
人们最容易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原因就是愈演愈烈、愈丑的贪腐。为什么“唱红打黑”能赢得一些人的叫好？“打黑”是很能树立掌权者威信的，使人又爱你又怕你，因为，他敢出手啊。
人物周刊：问题在于，明明知道腐败横生、层出不穷、惩前不毖后，为什么就不敢出手呢？
王蒙：出手当然出了无数次手了，只是它的效用还有待提高，还有很大空间。
